【商小说】三叶草（还是长篇，爱看不看）

　　三叶草
　　
　　
　　
　　
　　许侃
　　
　　序曲
　　朋友，你认识三叶草吗？
　　三叶草美丽清雅，透露着无限魅力。传说，一叶的三叶草是祈求，二叶的三叶草是希望，三叶的三叶草是爱情。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率，人们才会发现一株四叶的三叶草，而国际公认，那是幸福的象征。
　　十八岁那年，我在河校后门外的江堤上徜徉，偶然发现了一株三叶草。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它竟然长着四片叶子。那时，我刚从河校毕业，分配在长江上一艘拖轮当水手。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一派铁灰色的暗淡景象。那样粗重，那样忧愁，那样令人心怀悱恻；而三叶草的发现却是如此明丽，如此欢愉，如此令人感动莫名。我小心地记住它的位置，决定要经常来看看它，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如果不能做到每星期都来，起码一个月要来一次。
　　凡是多愁善感的青年，总怀抱着一份成就自我的梦想，这是亘古不变的人之常情。面对那株三叶草，我灵光乍现地相信自己的命运与它相连。
　　
　　一、奋斗
　　多年以后，我与曹志高重逢在远离地面150米高的空中花园餐厅。
　　餐厅里，内敛低调的欧洲装饰风格彰显传统的优雅气质。裹着辣酱的川味对虾个头饱满，肉质鲜美；澳大利亚最好的小牛肉让人回味无穷；国王岛的软壳蟹则是最受顾客喜爱的一道菜。新鲜的美食加上新鲜的空气——营造出宛如置身梦境一般的尊贵感觉。
　　“曹局长，”志高带来的办公室主任说：“你的客人不大动筷子呀。”
　　曹志高满面红光地笑着，说：“随意，随意。”
　　我想起了马军。说：“唉，上个月在家乡遇见马军父亲了。八旬的老人头发全白，碰见我攥着手就不放，眼袋里汪着两泡泪水。”
　　话一落地，现场的气氛陡然沉闷下来。
　　曹志高叹了口气，说：“马军走了有二十多年了吧？”
　　我说：“二十五年了。”
　　曹志高说：“马军的事不赖别人，还是要怪他自己。”没容我插嘴，曹志高语调一转，换了话题：“哎，诗人，你这趟来，领的是什么奖？”
　　我再一次告诉他是一个网络文学奖，虚名儿而已。
　　曹志高把大耳垂子摇得扇风一般，不赞成我的谦虚，脸上又洋溢着宽厚的笑容。
　　我的心随着目光飞越了落地长窗，跌下150米的高度，汇进夜色迷茫、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街道。街道上无数车灯移动的光线流淌着，流成一条大河，把我的思绪牵引到那条浑浑汤汤、一眼望不到头的真正的大河——长江上。
　　
　　十八岁，我从河校毕业，分配到长航南京分局的船上做一名水手。
　　和我分到同一条船上的，是一个名叫曹志高的轮机班的学生。乱哄哄的分局大院里，开完分配会的同学们，根据带眼镜的人事股长宣读的名单相互找寻同伴。
　　我和曹志高本来只是面熟，人名对不上。我们那一届驾驶和轮机各有三个班，二、三百号人。是大个子马军介绍我们认识了。马军初中和我同班，在河校与曹志高同班。此公外号“马脸”，人长脸也长。在他的示意下，我们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呵呵，你是曹志高。”
　　“嘿嘿，你是杨光！”
　　曹志高十分热情地和我拥抱，这个胖墩墩非常结实的家伙把我抱得很紧，让我感觉到自己瘦而硬的骨头。这么强烈的表示，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个腼腆木讷的人，但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活泼快乐的伙伴，有这么一个人和我分到同一条船上，让我心里对陌生的前程有了一点儿底气。
　　傍晚，我们三人到河校后门外的河漫滩去散步，沿着河堤信步走去，找寻青春易逝的感觉。
　　江堤下的河漫滩里种着一些柳树，夏天柳树们泡在水里长出许多红色根须，到了冬天水退下去，那些根须暴露在空气里，好像柳树长出的红胡子。江水退了，通往码头的浮桥不再浮动，桥身下的浮鼓搁置在龟裂的黄泥地上，仿佛还梦幻着在水面上自由荡漾。眺望西天，太阳像一团咸鸭蛋的鲜红蛋黄，散发着氤氲热气，给水中的芦苇丛罩上一层红亮的纱幕。
　　江堤上我们遇见四个戴校徽的大学生，两男两女，从三汊河汇入长江的河口埠头迎面走来。马军挨近他们，歪着头想认清他们戴的校徽上的字，结果却惹起误会。
　　“看什么看？”一个女生娇气地睨视马军，以为他居心不良。
　　马军拧起脖子，不屑地说：“神气得你！”
　　一个男生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你，干什么的？”
　　马军说：“你不就是大学生吗？我们是船员，水手！”
　　我和曹志高已经跟对方错过去好几步，回过身来拉马军走。马军犟着脾性不肯让步。
　　另一个男生轻蔑地讥咕了一句：“嗬，原来是水和尚。”
　　这句话引得四个大学生一齐轻声笑了起来。
　　马军的性子一下子爆了。他伸手揪住说小话的那名大学生的衣领，把他推搡得连连倒退。
　　一场打斗猝不及防地发生了。准确地说，是两名男生围殴马军。即使是二对一，对方也没占多少便宜。因为一来马军身高臂长，二来我和曹志高名义上是劝架，嘴里大声喝道：“住手，都住手。”在拉架上难免有所偏向。这一点比那两名光会喊“别打啦，别打啦。”的女生强多了。
　　大学生毕竟意志薄弱，当我抱住马军，把他推开火线，对方也没再冲上来。只是嘴里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骂个不停。
　　曹志高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讲道理，说：“你们是有知识，有涵养的，大学生嘛，何必跟我们一般见识。”
　　那两名女生应道：“哎，这话说得还差不离。”
　　马军的拳头又捏紧了。我赶忙把他推得老远，说：“你不至于去打人家女生吧。”
　　好不容易制止了这场斗殴。检点一下，双方除了衣衫不整，脸上有点儿挫伤，损失都不太大。双方分头走自己的路，我们回头看看那四名走远了的大学生，曹志高、马军和我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
　　“哎——水和尚。”曹志高叹息道。
　　“和尚怎么啦？和尚的本意是师傅的意思。”我说。
　　“你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马军说。
　　我们三人嘿嘿地皮笑肉不笑，自己摸摸脸都觉得笑得假。
　　马军和我一同考入河校，原本也分在驾驶专业，可是他执意改学轮机。过后，马军曾眉飞色舞地跟我转述过一个笑话：轮机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发动机工作原理，说汽缸压缩到一定程度，火花塞就点火了。“这种过程就像你们的小钢炮，在梦里翘啊翘啊，翘到一定程度，就喷油了！”马军讲这笑话时，兴奋得抓耳挠腮，那种淋漓尽致的畅快，把他那张长满青春豆的马脸完全点亮了。
　　很不幸，“马脸”没有像我和曹志高一样分配到拖轮上，而是被分配到了驳船上。
　　“哎呀，马脸，驳船上人少，太寂寞了。” 我说。
　　“无所谓。”马军说，把手里的烟头弹了出去。“反正我是要调回去的。”
　　马军的父亲是军队团职转业干部，在我们那座江畔小城人武部当着官，好像是负责挖防空洞的，保持着很帅的军人风度。他受穿着洋气的女教师邀请，到我们班上来做过几次报告，是个很有办法的人。我认识马军父亲不仅因为他来我们班上做过报告，还因为那时我常到马军家做作业，到河校来上学，也是马军父亲陪送一道。
　　“其实，驳船有驳船的好处。”曹志高说。
　　他这样一说，马军的长脸变得短了一点。虽然马军对上哪条船无所谓，话还是顺耳的中听。我感到曹志高说话水平就是高。
　　“你们那条船多少号来着？”马军问。
　　“长江2057号——”我说。
　　“别忘了跟我们通信。”曹志高说，他的语调真诚而热情。总是恰到好处地表示自己的亲善和友谊，这种能力让人暗生钦佩。
　　第二天，马军先出发，前往仪征的驳船基地。我们与马军握手道别，看见马军扒上了卡车，挥手之间，有一种惜别的情意在年轻人的头顶盘旋。
　　长江2057号还没有到港。我们住在分局大院的招待所。分局刚刚草创，大院是旧的汽车场改造的，所谓招待所只是几排红砖砌的平房宿舍。
　　时令是一年的岁尾，等船期间我受了风寒。晚上一个人坐在宿舍里读书，到了九、十点钟，感觉头疼，嗓子发糇，人恹恹的，显然是要感冒了。这时，曹志高从外面串门回来，看见我打不起精神，浑身无力的样子，不知从哪里借来一只水桶，打来热水，又提来几只暖瓶，一并放在宿舍的床前，要我跟他一起烫脚。我觉得无功受禄，不肯听他的。曹志高逼着我非烫不可。我只好把脚伸进那只铁桶，让滚烫的热水漫过小腿肚子。
　　我们叙了年齿，我是年终岁尾生日，曹志高是转过年来正月里出世，虽然相差不足二个月，我却比他大了一岁。但我这做哥的其实远不如老弟生活经验丰富。他跟我一边烫脚，一边絮叨：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叫做：‘富人吃药，穷人烫脚。’伤风感冒什么的，没有条件买药，烫脚非常管用。”
　　我时常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模样。他说 “脚”，不念“JIAO（角）”，念“JUE（橛）”；“药”字不念“YAO（要）”，念“YUE（阅）”。大概是他们老家的发音吧，听来别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他又跟我说起他们家乡“赶肉”的情景。小时候他跟着大人们到山林里去围猎野猪，妇女和小孩把住山口只管敲盆打锣地起哄，不叫野猪从这边逃跑，寂静的那面埋伏着手持猎枪的山民。有一次他们打到了一头野猪，从野猪的胸腔里扒出来热乎乎的猪肝，父亲逼着他吃了一碗，闹得他从此以后看见猪肝就翻胃。我疑心那是极营养的东西，养成了曹志高小牛似的体格。
　　我无以为继，便跟他讲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故事。书上看来的毕竟不如生活中的故事鲜活，可是曹志高依然听得很入味，静静地笑着。
　　我们面对面坐在各自的床沿上，面前一只水桶。水温不够了，曹志高一遍遍地拎起暖瓶往桶里续水。直烫得我们从脚趾尖到小腿肚子都红彤彤的，额头上到脊背上都渗出一层细汗。说来还真灵验，烫了脚，睡醒一觉，我的身心豁然清爽了。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曹志高的形象就这样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他那张圆圆的脸上，左颊有一个酒窝与疤痕叠合着，我总疑心是先有那个疤，皮肤不够用才勼成了酒窝。他总是在笑，饱满的嘴头子翘起，露出两只整齐的板牙。头发一顺的朝前，像山坡上的茅草一样。他的个头比我矮一寸左右，体重却笃定比我重。因为他胸脯鼓鼓就像一枚铜光锃亮的小炮弹，而我却瘦得好像宿舍里竹制的撑衣架子。
　　
　　又过了一日，我和曹志高拎着领来的劳保用品，以及用网篮兜着的大大小小的杂物来到河校后门外的码头上。
　　本来预报长江2057号早晨就到，可是迟迟等到中午也没看见船的影子。我留在码头上看管行李，曹志高又去分局大院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冬季业务量少，我们的船开到梅子洲封航了。
　　下午4点半钟，交通艇载着我们，离开了废弃在河岸边充当码头的一艘破客船，驶向我们要去的长江2057号。我站在艇外的舷栏边，看见交通艇轻快地逆流而上，渐渐接近了梅子洲。
　　梅子洲上，满目萧瑟的芦苇，漫无边际地铺展在冬季的夕阳下。洲边的泥土被水冲塌了，留下一米多高的峭壁。站在峭壁边缘的一支特别修长的芦苇好像放哨的士兵注视着我们的经过。
　　我站在交通艇外舷栏边，看着芦苇们在夕阳的红色光雾中缓缓地向长江下游移去。心里想：啊，生活，独立的生活，脱离了依赖的生活，令人憧憬和充满未知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我想像着上船以后的日子，又想起跟马军打架的大学生们，暗暗下定决心，要活出个人样来。

二、诗歌在心里
　　交通艇上除了我跟曹志高还有不多的几名船员。
　　一个三十出头的胖水手仰靠在长椅上，玩弄一只长舌帽檐的小红帽。那是一只崭新的童帽，十岁以下小孩戴的，他很专注地用一根手指把它顶在头顶之上，变换角度，始终让帽檐朝向自己，好像托举着一个幼儿。他的另一条胳膊平搭在长椅背上，双腿伸得老远，头半仰着，眼睛里热烈地和那只小红帽交流着神秘的信息，旁若无人地沉浸在白日梦里。忽然，我发现他那半张的嘴角流出了一丝哈拉子。这一丝哈拉子让我领悟他的眼神其实是呆滞的，有一种令人怜悯的痴相。
　　交通艇的前仓需要下二级台阶，好像一个澡盆。前仓的顶部有一台电视，黑白的。一个小胡子青年吹着口哨，和着电视上娇艳欲滴的郑绪岚在唱《太阳岛上》：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
　　……
　　小胡子青年给我的印象非常硬朗，简直可以说有一点儿英俊，虽然这个词用在郑绪岚面前似乎是鲁班门前耍大刀了。
　　“这个小娘们儿，嫩得掐出水来。”小胡子青年说。他的眼睛瞪得像琉璃弹子，好像美丽也会得罪人一样。
　　“她的歌唱得就是甜！”曹志高说。他的左颊的酒窝陷成一个逗号，一副恭维和讨好的表情。
　　小胡子斜睨了曹志高一眼，咬着唇髭傲慢的说：“新来的？”
　　曹志高说：“南京河校刚毕业。”
　　小胡子问：“分在哪条船？”
　　我插嘴回答道：“长，长江2057——”
　　小胡子轻轻“哦”了一声，有点托大地说：“我们一条船的。我姓毛，毛老头子的毛。”
　　曹志高介绍了自己，甚至没忘了把我也介绍一下。他就像一块玉米饼子找到了热锅，马上贴上去，和姓毛的船员热乎乎的聊个不休。我诧异他哪来那么多话，因为插不上嘴，心里有一种焦躁又懊恼的情绪。
　　这时，我感觉另一双眼睛仿佛一张湿纸糊在我脸上，扭头看去，刚才玩小红帽的胖子像狗一样伸长了下巴，一双呆板失神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那苍白的脸庞灰暗无光，嘴角有白色唾沫的痕迹。他把小红帽放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吃吃咻咻地问：
　　“你，你们也是长江2057的呀？”
　　我觉得和他交谈更胜任一点，就迈上两级台阶，来到胖子身边，说：“是呀，我是驾驶部的。你呢？”
　　“我也是。”胖子说。“我叫邓竹友，老家四川的——”
　　“你刚才玩的小帽子，挺好的。”
　　“好吗？”邓竹友又从包里掏出那顶小红帽，不厌其烦地让我欣赏。
　　“是给你儿子买的吧？”我接过来，自作聪明地猜测。
　　邓竹友忽然扭捏起来，马上把小红帽从我手里收走，惆怅地说：“我还没结婚呢。”
　　“哦……”我无话了。
　　前方已经可以看见那一大片封航的船队了。除了长江2057号，还有我曾实习过的长江2029号，都是同一船型的顶推轮。一共有五、六艘之多，像火烧赤壁时的连环阵那样用粗壮的钢丝缆绳维系成一个整体，静静地锚泊在梅子洲畔的江水之中。
　　交通艇的橡皮靠把触及到硬物，梗了一下，明亮的舷窗被遮暗了下来。抬眼看去，交通艇已经靠上了封航在锚地的船舶。我们一个个挎过船档，上了大船。邓竹友很殷勤地为我拿被包，一副老好人的模样。曹志高与毛船员聊得那么热乎，毛船员却什么也不帮他拿，自个儿甩着手上了船，连招呼也不打，就先消失在船舱的门口。
　　
　　因为封航，船员们纷纷回家了。第二天船上连伙房也停开了，留守的船员要自己做饭吃。我和邓竹友同住在最底层的水手舱，原来四个人的舱位现在只住我们俩。邓竹友对我的到来显示出莫大的兴趣，他主动借给我一斤面条，还说他的罐头瓶里的猪油可以随便取用。他对我问长问短，话一多，嘴角就堆起显眼的白沫。
　　日子过得清汤寡水。我和曹志高搭伙，一连吃了几天清水下面条就榨菜咸菜，或榨菜咸菜就白米饭，吃得嘴巴子上火，嘴唇皴裂起了皮。还没到发薪水的日子，邢大副从船上的备用金中预支了16元钱给我。我和曹志高搭乘当天的交通艇上岸，在下关的宝善街上，花了2块钱，吃了一盘非常油腻的盐水卤鸭。卤鸭的皮连着很厚的肥膘，咬一口，感觉到油滋滋地浸满了口水。那滋味实在太突兀，感动得我们眼睛里都冒上水来，好像大旱逢甘雨的垅畦。凡是瘦人一般都不爱吃肥肉，可是如果连蔬菜也没得吃，吃咸菜吃到上火，卤鸭的肥膘就成了既美味又清火的上品佳肴。
　　吃饱了饭，我们在宝善街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印度著名影片《流浪者》。拉兹的非凡身世和风流倜傥引得我们不胜唏嘘，走出电影院，我和曹志高嘴里都在哼哼着《拉兹之歌》：
　　“阿巴拉咕——，呜，呜呜呜，”
　　那种如泣如诉的呜咽在我们心里产生共鸣，哼哼着感觉是一种享受。
　　
　　在船上，船长被称做“老板”。大副地位次于船长，是驾驶部的行政领导。轮机长俗称“老轨”，是轮机部的最高领导。我们初听船员叫轮机长“老轨”，以为是“老鬼”，惊讶怎么当面骂人？时间长了才知道是轨道的“轨”。水手分一级水手和二级水手，简称一水和二水。一水又叫“舵工”，二水是带缆绳的普通水手。轮机部相当于水手地位的有机匠和加油。我和曹志高从最低的职位做起，我是“二水”，曹志高是“加油”。
　　加油曹志高每天要值班照看电机。封航中电机的噪音与开船时主机的轰鸣比起来温柔多了，简直就是摇滚乐比小夜曲。但即使是小夜曲，整日在耳边唱也是不好受的。何况机仓是在暗无天日的甲板下面，听着嗡嗡的噪音又见不到阳光，一天八个小时坐下来真够他瞧的。与曹志高相比，驾驶部的水手值班就阳光多了。我可以坐在驾驶台里听音乐，也可以在船头船尾到处晃悠，享受着非人类文明所能给予的大自然的馈赠。
　　冬季的阳光静静地照耀在浩瀚的大江上，给平缓流动的江水铺上一层金鳞闪亮的锦被。船儿仿佛睡着了，大地也睡着了，河流的波浪发出均匀的呼吸。天地间只留下几只沙鸥，飞舞在船尾的水面上，随着波浪起伏做节奏一致的上下翩跹。它们啾啾的叫声，使世界显得倍加安宁。
　　我搬一把折叠椅，坐在船尾的甲板上。反转身来让椅背抵着胸脯，躬起身子在膝头上写一种叫着“诗”的文字。在这样一个无风的午后，暖和的阳光晒着我的背，机舱里传来电机嗡嗡的鸣唱，好像催眠曲一样。如果有一两句好诗从脑海里冒出来，这时我就兴奋地听见了沙鸥的叫声。
　　放眼望去，不远处的梅子洲上，从干枯的芦苇丛中飞起三两只野鸭子。它们黑色的身影在天幕上划出优美的弧线，好像要巡视一下自己的领地似的。当看见一切正常，它们又盘旋着飞落于参差错落的芦苇丛中去了。
　　有风的日子，大江上的空旷仿佛借给风力一双长腿，没有关紧的舱门又给它添了一条嗖嗖作响的鞭子。甲板上是耽不住了。这时，我就坐进驾驶台，关紧左右门窗，不留一丝缝隙。长驱而过的风在了望窗的扫雪器上刮出细长的忽隐忽现的嘶音，反而增加了舱里静谧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下读书倍感乐趣。
　　驾驶台里有一只高脚椅子，椅面齐胸高，开船的时候是船长或大、二、三副之类的船干坐在上面举着望远镜了望用的。封航的时候驾驶台上用不着船干，让我这样的小水手也有机会坐在高脚椅子中，将脚搭在离地一尺高的横档上，大腿翘二腿，其乐融融地读着小说或诗歌。我记得当时最为流行的诗句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而我最钦佩，以为写得最精辟而又精悍的诗句是：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样的句子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精彩！它们给人思辩的力量和口齿上的快感更甚于文学的感染。换句话说，最让我感动并体会到文学魅力的，还是诗人舒婷的《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阴重复单调的歌曲；
　　……
　　读这首诗给我莫大的喜悦。虽然后来有人评价它有点儿媚俗，或者说它脱胎于裴多菲的一首诗，但是说什么也无法抹杀彼时彼刻的我从中得到的美感和快乐。我那时非常崇拜舒婷，觉得她写得简直好极了！连她的名字都让人回味再三，含英咀华：舒——婷——！听听，多么美妙，像夜莺一样。
　　除了中国诗人的当代作品，我还从家乡的同学那里得到一本无头无尾的发黄的诗集。里面整齐的诗行读来像歌谣一样富于节奏感。那本书像一团抹布那么柔软泛黄，没有了封页和序言什么的，一上来就是那些灼热而抢眼的诗行。关于爱情的咏叹令我心潮起伏。里面还有几张旧的彩色插图，给那些诗增色不少。几年后，当新版的《海涅诗选》出版，我才知道那是一本旧版的不知什么年代出的海涅诗集。
　　对海涅的爱好不及我对裴多菲的敬仰。裴多菲的那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小诗是尽人皆知的。更令我欣赏的是，电影演员达式常朗诵的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那首诗给了我巨大的感动——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的游来游去。
　　……
　　裴多菲的诗令我整个身心为之震颤。因此，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上、下卷《裴多菲诗选》时，我一见书名，毫不迟疑地买到手里。无论是裴多菲、海涅还是舒婷都给了我美妙的文学享受……
　　尤其是舒婷，她让我觉得文学不是贵族殿堂里的凌霄花，而是寻常百姓人家篱笆上的牵牛花。出于感恩的情愫，我甚至给自己想好了一个笔名——舒鸿。幻想有一天，我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鸿雁舒展自由地翱翔在文学的天地之间。
　　太阳沉落了。天空中飞来无数的蝙蝠，仿佛是从那一片苍茫的芦苇丛中钻出来的，它们在江面上翩翩飞舞，渐飞渐近，竟像一些硕大的黑蝴蝶，翻动在天色微冥的紫色霞光中。偶尔有一只大胆的，飞得那么近，张开双翅在我眼前掀风，正对着西天最后一抹亮色。于是，便看见那张开来的清晰的筋骨和半透明的皮翼。只见它欣欣然，卖弄风骚地一拧身，打个折儿，钻进远处的一群里，分辨不清了。
　　正观赏美景想着心思，隐约感觉身后有人，我心里一动，刚要转身，身体猛地被人往前一怂，好像要飞出舷栏之外，一个声音在我身后炸响：“哈哈，又做白日梦了。”

三、邓丽君在船上
　　文学所能给我的并不是生活全部。高兴只是偶尔的事，船上的生活总而言之是单调寂寞，水手们就像滩涂上的芦苇永远在风中吟唱着单一的和声，饱受着地老天荒无边无际的空虚折磨。这种人生状态不久我就领会到了。
　　我和曹志高上船的头一天在交通艇上认识的姓毛的船员叫毛红光，嘴唇上留着一抹小胡子的。起先我们对他的印象是洒脱中带着傲慢，好像牛皮得很。直到我们发现他有一只三洋牌录音机，而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邓丽君歌曲磁带，我们对他的观感才完成了由敬畏向同情的转变。
　　邓丽君是我们那一代音乐发烧友心中的偶像。虽然那时我们头脑中还残余着“靡靡之音”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概念，但是邓丽君的歌声无法抗拒的俘虏了我们。我和曹志高一听见毛红光在播放邓丽君歌曲，就忍不住往他住的三楼上跑。从三楼的方形舷窗看进去，只见毛红光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仰卧在双层铺位的下铺上，满脸的颓唐与享受，一副浑不吝的样子。那只高贵的手提式录放机正传出美仑美奂无与伦比的曼妙之音。
　　那天，我正在船舷看风景，陡然被人掀了一下，以为遇害，却又被抱住了。掀我的是曹志高，原来是要找我打球。找了好多地方才在驾驶台外的甲板上找到看呆的我，忍不住开了个玩笑。我们下了驾驶台，在船舶二楼中部的餐厅里，将两张绿色餐桌合并成一张乒乓球台，练习打球。邓竹友也加入进来，他动作笨拙，直胳膊硬腿，打球的姿势很难看。这时，毛红光从餐厅经过，他也想挥几拍子，无奈邓竹友不肯让他。毛红光粗鲁地嘲笑邓竹友，说他发球的样子整个一傻×！
　　曹志高趁机提出让毛红光把录音机拿到餐厅里来，边打球边听歌。毛红光同意了，他把录音机拎下来，放在毛主席像下方的米柜上，让邓丽君的歌声陪伴我们的乒乓球友谊赛。
　　毛红光打球的同时，不忘了说笑话：“哎，我给你们说一个最短的黄段子。听好了，有一个农夫见到邓丽君，崇拜的不得了，就对她说：丽君小姐，我是种田的捏锄头把子的，你是唱歌的名气如日中天。我们俩各取一个艺名，我就叫锄禾，你就叫当午，好吗？”
　　毛红光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
　　邓竹友不理解地问：“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曹志高在重点字上加重语气说道：“锄禾日当午呀！”
　　邓竹友突然生气起来，恼火地对毛红光骂道：“我操！你就牛×吧！”
　　毛红光不甘示弱，说：“你知道什么叫牛×？我看你今天是小母牛劈叉，牛×增大了！”
　　我和曹志高禁不住哈哈大笑。毛红光继续发挥说：“不服气是吧？有本事你就小母牛骑摩托，牛×哄哄！再不然，小母牛翻跟头，一个牛×接一个牛×！”
　　我觉得这些话其实正好可以做为毛红光今天表现的注脚。他一连说了这么多的牛×，是把那个音节当成一种快感放在嘴里咀嚼呢。
　　这种无聊中寻找刺激的办法多么可鄙可怜！
　　乒乓球比赛实行淘汰制，谁赢球谁称皇，下一个轮上的要考发球。考取了，才取得打一局的资格。毛红光手脚灵活，他一加入进来，就霸住了皇位。邓竹友打球不行，轮到他考发球，毛红光一拍子就把他打死了。如是再三，老邓玩不上，也就失去了兴趣。可是心里却积攒了一口忿气。
　　傍晚时分，我和曹志高不知说什么来着，为一个字的发音起了争执：言简意赅的“赅（GAI）”, 他非要读作“核”不可。正没法拆解，楼下忽然发生了剧烈的打闹，一只热水瓶砸碎在什么地方，发出“砰”的巨响和唏里哗啦的声音。我和曹志高赶忙跑下楼梯，发现毛红光和邓竹友已经扭打成一团。
　　邢大副和船上其他伙计都下来了。众人经过一番努力，把两个红眼汉子拆开来。我拉着邓竹友，曹志高劝着毛红光，邢大副身高马大地站在两人中间，不让他们再次挨近。两人气咻咻的叫骂不停，活像两只发情的野马。邢大副把两人喝斥一番，口气很严厉，却仍然掩不住敦厚的样子。他让他们说说看为什么打架？
　　要说清楚打架的原因，还要回到邓竹友在交通艇上展示过的那顶小红帽以及他那些令人惊讶莫名的癖好上。
　　上船不久，我就发现邓竹友有二大奇怪的癖好。第一，他每天晚上洗完脚后要往脚上洒花露水。浓郁的花露水味在低矮的8平米不到的舱室里散发着刺鼻的芳香。他费力地搬着脚指头，呶着嘴巴子，瞪着青白鼓凸的眼，把每一个脚丫子都洒到，那副笨拙而又专注的神情好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我不只一次的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洒呀？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因为让人费解的事情还不只这一桩。他的第二个癖好是喜欢收集童帽。我们在交通艇上已经见过他玩小红帽的情景。我曾想当然的以为，邓竹友是个做了父亲的人，冒昧的问了一句，才知道想当然害死人。邓竹友年满三十，还是光棍一条。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他经常购买一些风格别致的小帽子。有一回他趁着高兴，对我打开了他的“百宝箱”，那一幕令我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橱柜里满满一整格空间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童帽，许多是重合叠套着的，揭开来不止三、五十之多，也许有七、八十吧？他神神密密地掏出那些宝贝，一一向我展示，就好像它们是他的一群儿女似的。我看见那些小帽子五颜六色，各种样式都有。除了那只我们见过的刚买来的小红帽，还有带海军飘带的白色童帽；戏台上地主家的狗崽子戴的瓜皮小帽；各种软帽、硬帽，单帽、棉帽，皮帽……。无论有多少种，大小是一定的，都是七八岁以下孩子的童帽。这么多童帽精彩纷呈，绝不重样，若不是有心搜求，日积月累，是很难形成如此洋洋大观的。
　　邓竹友只让我看过这么一次，就再也不肯亮宝了。而且展览的时候只许看，不许摸，如果我想拿一顶他的小帽子在手里玩玩，那是不允许的，就连抚摸一下，好像也不可以。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独自欣赏。有时我从外面进来，看见他站在橱柜前一副白日梦的表情，从姿态上可以判断，他正打算把一些小帽子拿出来细细玩赏，见有人进来，就取消了他的保留节目。他把橱柜的门慢慢合上，脸上带着讪讪的笑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人拿个正着似的。他嗫嚅地说：
　　“我，我喜欢……”
　　我的心里滚过一阵酸楚的东西，意识到生活中有许多我还不了解的内容。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与邓竹友一道乘交通艇上岸，回来时漏乘了下午4点半钟的那班艇，下一班要等到晚上十点。正不知如何打发时间，邓竹友忽然扭捏起来，他似乎想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或谎言离开我。最终，他打定主意对我说：
　　“杨，杨光，我领你看一个人……”
　　他把我带到南京港客运站四号码头前那片熙熙攘攘的地方。昏黄的路灯下，有无数上船下船的旅客，还有一些卖瓜枣的小贩，人们行色匆匆，谁也顾不得别人。邓竹友领着我踅进一条巷子，来到一个丁字路口，路灯下有一方铺着塑料桌布的茶水摊，守摊子的是一个脸庞大而扁的女人。邓竹友叫她：
　　“史姑娘！”
　　我看见那女人瞭我的眼神带着一股邪念，她的脸好像睡醒来没有洗过那么埋汰。我很不喜欢这个场面。邓竹友在茶桌旁坐下，喝了一碗茶，叫我也喝一碗。我站着，心里觉得那茶也是不干净的。碍于老邓的面子，我端起碗来，乘他们说话没留神，悄悄地把茶水泼在电线杆子上。邓竹友跟那个表情和身份都有点暧昧的女人聊起来没完，我看出那女人对老邓并不十分友好，有点看不起他的意思。而邓竹友没有一点儿自知之明，一味上赶着讨好她。那种样子让我看不下去，我说要去热河路工人文化宫，不陪你了，十点钟在河校码头见，别再迟到了。说完留下老邓一个人走了。
　　邓竹友跟毛红光打架，为的是毛红光讥笑那个史姑娘脸盘子像个烂柿饼，怀疑她是个“鸡”。老邓信誓旦旦地洗刷她的清白：“人家是真正的姑娘，我碰一下也碰不得的。”毛红光嘎嘎地笑，笑得意味深长，顺手拿了邓竹友没有来得及收起来的一顶小帽子，把它扣到自己头上。邓竹友急忙来抢，张牙舞爪的，没有抢到帽子倒把毛红光的脸抓伤了。
　　“什么鸟玩艺，值这么拼命！脸上都给你抠出血道子……”毛红光护着脸说。
　　邓竹友把小帽子抢回来：“你不能动！”
　　毛红光说：“老子偏要动。”说着，一把夺过那顶小帽子抛向空中。
　　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老邓一下子光火了。他拔出箍在墙上的热水瓶朝毛红光砸去。若不是毛红光躲得快，这一瓶开水可够毛红光瞧的了！
　　“这婊子养的！这婊子养的！”毛红光痛揍了邓竹友，自己反倒很受伤的样子。他大声诉说原委，气得呼呼直喘。
　　邓竹友一副有话说不出的表情，他觉得憋屈，唇吻乱抖，鼻翼一扇一扇的。
　　“为什么呢？不为个什么嘛！”邢大副总结道，“算了，算了。谁也不许再闹了。”
　　毛红光在邢大副的命令下上楼去了，人们慢慢散开。我看见邓竹友捂住眼睛，呜咽地哭泣起来。
　　我郁闷地坐在船尾的系缆桩上，听着江水流过船舷的细微的声音。邓竹友这个人在我心里就像一团迷，他让我看到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我却不能很好的解开这个迷，对他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诠释。
　　什么是生活本质？那种鸡毛蒜皮的快乐，无耻又无聊的笑话，卖大碗茶的姑娘，难道这些东西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本质？不！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一种表象。在表象之下，我隐约觉得邓竹友收藏那些小帽子包涵着一种美好动人的情愫，但是这种情愫在现实中很轻易地转化成人们的笑料。还有邓丽君的歌声，那样美妙的感动也经不起一个猥亵笑话糟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我所经历的生活是美吗？我要从生活的底蕴中汲取的到底是什么呢？
　　江水在黑夜的船舷边急速地流走了。船上的灯火照亮的一小块地方可以看见水流的波纹，可是更加广大的江面完全沉浸在不可见的黑暗之中，成为无法言喻的过去。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渴望得到拯救那样，渴望摆脱郁闷。不久一束光明把我那种阴暗的情绪照亮了一下。

四、从哪儿来？
　　到了正式发薪的日子，我的工资表上有38元5角。还了预借的16元，实际领到22元5角。加上这些天来还结余七八元钱，我的兜里总共有三十来元。
　　这在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第一次揣着这么多钱，就仿佛打了一夏天赤脚的泥腿子，忽然穿上了布鞋袜，那种感觉让人回味隽永。
　　拿到钱的当天，我乘交通艇上岸，到邮局去给家里汇了二十元。我想像干装卸工的母亲收到这笔钱时的欣慰表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乐和感动。
　　母亲是下大力的，她干的活连一般男人都觉得吃力。她所在的单位叫装卸营，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却偏偏按部队的建制，营下设连、排。从连排长到普通群众，全是清一色妇女。她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用肩膀扛起了一个钢铁公司的矿石装卸车作业。
　　当父亲因工伤撒手尘寰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小弟上小学。哥哥姐姐有的刚刚从农村抽调回城，有的还在北大荒的林场里，我们姐弟五人就像一串大大小小的倭瓜缀在母亲坚韧而苦难的藤条上。
　　小时候，我曾看见过母亲干活的模样。她们个个头戴风帽，围着垫肩，裹着一条斗篷一样的披巾布；装满矿石的小筐高高地越过头顶，她们一手攀住小筐的边缘，一手拽住小筐底下的一条皮尾巴，一步一个脚窝，爬上高高的矿石堆。倒下矿石，拽起小筐底下那条皮尾巴，再走回到铁路上的矿车旁。这一条人流有二、三十位吧？她们一连七、八个小时就这么来来回回，直到卸完一个车。
　　稍大一点我读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里面描写他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为挽救沉船和大家一起扛了一夜麻袋，清晨到来，由衷地感到一阵劳动的喜悦；这时我就想起母亲，母亲曾带着喜悦的表情和我们说起她们在大雪纷飞之夜的装卸作业，以及劳作之余围着火炉炕饭盒底上香喷喷黄灿灿的锅巴的乐趣。我嚼着母亲带回来的锅巴，觉得母亲走上矿石堆的样子，是伟大的，劳动是伟大的。
　　失去父亲的家庭倒了擎天大树，母亲一手拉扯我们姐弟五个，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事隔多年之后，母亲说，她记得总是在下班的路上买那些“倒包的”豆芽瓣子，回家掺上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炒成一盆，作为一家数口唯一的菜肴。母亲说豆芽瓣子虽然便宜，却比豆芽营养更好。
　　我初中毕业，以4门功课31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许多成绩好的同学都升入了高中，我却选择了一所中等技工学校——南京河运学校。因为技工学校是包伙食的，每月有16元5角津贴；除了包伙用去15元外，还发下来1元5角供零花。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
　　我的班主任老师却不这么想，她是个肤色鲜艳的大连女子，穿着时髦，被同学们取了外号叫做“三包一尖”。人虽洋派，还有点娇骄二气，心肠却是热火的。她放下尊贵的架子来到我家，劝说母亲让我上高中，因为“杨光考大学肯定没问题。”
　　母亲非常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却是铁了心，要尽早飞出家门，独自走上谋生之路。就这样，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二年后完成河校学习，正式加入水手生涯。
　　终于，我拿到了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这是一个心灵上的盛大节日。我给母亲寄钱的时候，感觉无比快乐。如果说“有一种幸福叫做奉献”是一句无聊的大话，那么大话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假话。你要是真的从奉献中体会到了幸福的话，我想，这是一种最纯粹最高级的幸福。与它相比，其它世俗享乐构成的幸福，就好像从喜马拉雅雪峰向下俯视，再青葱别致的山峰美景也是“一览众山小”。
　　
　　曹志高拿到钱的第一个月给自己做了一套藏青色的学生装。那时候，草绿色军装已经过气了，取而代之的学生装在青年中盛行开来。学生装左胸一个口袋，下面两个衣兜，衣领做成下垂的叶尖形。更要紧的是它的颜色是比较高贵的藏青，显得沉着和庄重。
　　马军在河校上学时就有这么一套。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团长转业的老子舍得在他身上下本钱。马军个子长，虽然长的算不上多么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靠衣装，马靠鞍装嘛！马军穿一套新潮的学生装，在学校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仅我们这些男生羡慕，更引得全校仅有的船电班八名女生经常向他飞媚眼。
　　曹志高的老家是皖南山区一个小镇，父亲在酒厂负责清理酒糟。如果不是自己挣钱了，他是赶不起这个时髦的。但是，他已经觊觎这套服装很久了，还在发薪的日子到来之前，曹志高与我一道上岸时就研究过布料和价格，甚至找好了裁缝店。
　　裁缝店与宝善街电影院相邻，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小厂。说是厂，其实只有一间临街的铺面。我和曹志高在窗外流连观望了好一阵子。从宽阔的玻璃窗里看见：一个巨大的台案前，站着一个喉节和鼻尖一样瘦削的老师傅，戴一副快要掉下来的眼镜，脖子上挂着量衣软尺；在他的身后有七八台缝纫机和七八位忙活的女工；房间里到处是堆积得乱糟糟的布料和做了一半的衣裤，像被剁成几块的人的肢体似的。忽然，那位老师傅从镜框上边射出探究的目光，像发现猎物的老猫那样朝窗外翕动着鼻孔。我们被注意了。曹志高朝我一偏脑袋，索性推开挂了棉帘的木门，仿佛闯入龙潭虎穴一般，我们走进了裁缝店。
　　曹志高向老师傅了解做一套学生服要几尺布？多少工钱？算一算，连布料带手工约需五十来元，差不多是我们将会拿到手的月工资的一点五倍！不过，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挣钱，总有一天可以攒足这些钱的。我们许诺买了布再来，然后在一群不相信我们真的有诚意做衣服的目光中大模大样地退出来。那种不信任的目光与其说令我们恼火，不如说令我们骄傲。因为我们那样年轻，只有十八岁，在那群年纪从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不等的七八个女工眼里，大概觉得这两个操外地口音的声称要做衣服的男人还是两个孩子吧？但是我们实实在在于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独立地位。这种感觉真他妈的好！虽然那群女工们不知说了什么，在我们身后弄出一阵放浪的谑笑，让我们有点儿底气不足。
　　曹志高的本事比我大，他刚拿了38元5角就做成了50多元的服装，虽然为此我也借给他5元钱。他很快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示人，显得非常精神。我半年后终于也做了一套这样的衣服，但那时已经是夏天，穿不到，而且穿上也没有人注意了。
　　记得跟曹志高一道去取成衣的时候，曹志高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嘿，马军不知怎么样了！”
　　是啊，分到驳船上的马军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听说驳船被甩在锚地，常常一连个把星期无人问津，像个荒岛一样，在那上面还不把人憋疯了。
　　曹志高想的显然跟我不一样，他说：“马军那套学生装被香烟烫了个洞，面料一定是化纤的。”
　　
　　上岸采购玩耍的好时光是非常惬意的。
　　我记得走出下关热河路邮局，往左一拐，就是工人文化宫。文化宫有一个剧场，还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迎门一道屏风，屏风后面便是阅览室，我在这里消磨掉许多等待的时光。因为上岸办完要办的事后，下一班交通艇总不是那么凑巧，需要计算好从热河路走到江边河校码头的时间，然后在阅览室里边看书边等。看起书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就到了去赶下一班交通艇的时刻。
　　除了阅览室，还有一个让人逗留的好地方，也是我爱去的场所。那是从邮局出来往右手拐弯，沿着热河路走出200米，就有一个新华书店。书店的门脸很小，四壁图书，中间有一个一张床大小的长方形展台，呈梯田状铺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刊。空间虽然局促，却是琳琅满目，文革后渐渐繁荣起来的出版业通过这一方小小天地透露出春的消息。常常令我流连忘返。
　　下关这地方是个人文荟萃之地。
　　我从鲁迅著作中了解到，他青年时代到南京路矿学堂念书，地点就在下关。我希望找到路矿学堂的具体位置。从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路矿学堂应该离清凉山不远。不知道为什么，我判断应该在四平路两侧。有一次我沿着四平路信马由缰地凭感觉找过去，希望陡然发现一处遗址，就是鲁迅当年上学的地方。那一下午，虽然徒劳无功的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是我试着体会鲁迅眼中南京下关的面貌，寓目所见一砖一瓦都有了别一种意味。这种经验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令人怀念的阳光温暖的午后。记得那时有一种仿佛被催眠的感觉，好像走在梦里一样。
　　我读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小说，其中描写主人公初来南京，从中山码头上岸后走在街道上的感觉。那主人公说的其实就是作者，于是我沿着他在小说中所经过的路线，身临其境地想像柔石走过惠民桥时的所见所闻，有一种走进文学历史画廊的幻觉。
　　所有我读过的文字，增强我对现实生活的文学观照。
　　这一天，在前面说过的那个门脸不大的新华书店里，我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着五万多个词条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是一本砖头般厚重的硬壳书，封面是草黄色的，书价是五元四角。我把它装进肩上挎的黄书包里，沉甸甸的，像收获的农夫一样，心里底气十足。
　　这本词典让我兴奋。我的十八岁的大脑宛如一块海绵对新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在回船的交通艇上，我手扶栏杆，让江风飘扬起黑色的头发，心里充满自豪情感：这是用我自己挣的钱买来的。我已经上船工作啦！我已经长成大人啦！
　　交通艇沿着梅子洲裸露着黄褐色泥土的岸线向前开进，洲上干枯的芦苇丛中抽出青青的新芽。温暖的土地的气息迎着我们飘过来。在浑黄的江水尽头，隐约地浮现出我们封航锚泊的船队，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钢铁岛屿。在它周围有一只两头尖尖的渔舟，像一枚想要刺破一个巫婆的铁灰色世界的枣核。洲上的芦苇丛里，飞起来一只白色的水鸟，清亮的叫声打破了时空的寂静，好像一位彩排的名角演员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大声宣布什么。
　　我的年轻的心，因为想像而激动得颤栗……

五、到哪儿去？
　　当早春的第一缕风吹过唐古拉山的积雪，长江的枯水期结束了，从高原上流下来的雪水使河床变得较为宽阔了一些。这一年3月6日，我们封航了二、三个月之久的长江2057号终于启封开航了。
　　我在长江2057号的处女航从南京下游的仪征，一个叫做赵庄沟的地方出发。来自山东胜利油田的鲁宁输油管道通到这里，将石油输进长江里的油轮，然后由油轮运载到长江沿线的南京、安庆、武汉、临湘的炼油厂。码头上高高的黄色输油臂宛如长颈鹤一般折着脖子耸立着，每组有三只，远远看去非常壮观。
　　码头的岸线很长，早春时节还没有返青的树梢使岸边呈现一派灰色的景象。当船在码头上装油时，我看到整个港区人烟稀少、非常荒凉。这里原本只是农村，翻过沿江的一条马路，就可以看到大片的农田。偶尔有人带着撒网，在水塘边甩开一张圆圆的灰色阴影。还有一个干瘦黢黑的老头子肩上冒出一支乌黑油亮的双管猎枪四处晃荡。这里仿佛是渔夫和猎手的天堂。
　　我们的船队由三艘每只3000吨的油驳与我们这艘顶推轮编组成一支梭形，总长度约为300米，宽度约为50米，像一片漂浮在江上的钢铁岛屿，庄重肃穆地以每小时二十公里左右的航速逆水而上。
　　当船队从赵庄沟油港驶出的时候，我站在驾驶台外面的那一圈舷栏旁，看见右前方有一大片骧着金边的乌云，正从河岸上那片树林后面爬上来。头顶上有灰色的云涛正在风驰电掣般地跑过去。狂风像魔鬼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空气，所有的树木都发出悲鸣和呼啸，豆大的雨点有力地打在船的甲板上。电光闪过，雷声大作，暴雨倾盆。上天为我们的处女航演奏了一曲让人惊心动魄的交响乐。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湖南的一个叫做临湘的地方。别看船队的航速不快，可是它不紧不慢，日以继夜，坚持不懈地总是这么走啊走啊，慢慢地就把路程甩在了身后。那种骨子里藏着劲儿的顽强，令人回头一想，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力量。是啊，无论你要去哪里，别管你走得快也好慢也罢，只要你把长江2057号船队的印象刻在脑海里，你就不愁达不到目的！
　　
　　船一启封，船员们都回来了。原本有些空旷的船舶顿时拥挤热闹起来。我所在的8平米的水手舱只住我和邓竹友两人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狭窄，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四个人共有的天地，感觉就像罐头瓶里的小鱼，本来还允许有一点儿水，这一来就只好把水滗干了。
　　我们的水手舱离罐头也就一步之遥了吧。两张上下铺的床位纵向排列，占去了2米乘以4米共计八个平米的一半。剩下的一半靠窗的那头有一张小桌，临门这边靠墙是每人一组的立柜，留下走人的过道只有50公分宽窄，如果两个水手一进一出，彼此就要侧着身体。
　　封船期间，隔壁的船舱只住个把人，还有船舱是空的。我和邓竹友彼此不便的时候，随便哪个出去，这里就是一个人的小天地。现在到处都住满了人，我要看书学习，就变得局促紧张起来。
　　凭心而论，水手舱里小小的书桌基本上被我“霸占”了。至今回忆起来，只要一闭上眼睛，我还能想起头顶上方那一小片窗户，因为高，嵌着铁箅子，像牢窗一样。船艏的甲板在外面与窗平齐，甲板上卷缆绳的绕线盘正好挡在窗外。
　　晚上的时间不必说了，就是白天，只要做完水手活，我就伏案看书写字。这样的生活显然影响到他人的存在。我成了别人眼中的一颗钉子。
　　“嘿，新来的，想不到你还是个秀才啊！”一个酸溜溜夹着愠怒的声音。
　　我转过身来，困惑地看着一个浓眉下有一只吊疤眼的汉子左手夹在胳肢窝下，右手当枪，放屁似的响了一声。众人哄然大笑起来。我顿时尴尬极了，对这场面完全不知如何应付。
　　受到嘲弄之后，伙计们干脆限制我使用桌子。他们坦率地对我说：桌子不能叫你一人霸占了！于是，我为享有一小角不甚平静的桌面而苦恼。
　　什么是集体生活？集体生活的最大特征是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你必须时时刻刻溶入集体的氛围之中，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倾向，更谈不上有隐私。你只有心甘情愿在集体的活报剧中扮演好跑龙套的角色，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吊疤眼汉子是湖北人，时常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骂：“斑马儿养的！”水手舱里除了我，邓竹友也有点怕他。另外一个上海水手，绰号叫做“一张白嘴”，讲话有点女里女气，总是向着吊疤眼，冀望得到他的庇护。可是，有一回我亲眼看到吊疤眼骂一张白嘴简直就不拿他当人，用了恶毒的侮辱性词句。我和邓竹友一旁看笑话，一点儿都不同情他。虽然过后我曾为此深深地反省过，怀疑是不是弱者性格上的缺陷？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张白嘴平时胁肩谄笑的样子令人从感情上无法引为同类。
　　有一天，我跨过缆绳交错的船档，溜达到我们顶推的驳船上去散心，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驳船上的水手喜欢到我们顶推轮上来玩，打开水，蒸饭，看电视，抽烟，穷聊天。顶推轮上的船员从来不去驳船上玩，因为那儿没有什么可玩的。我想起马军就在这样的一艘驳船上，可惜我们编组的这三只驳船里没有马军。要不他早上来找我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曹志高在长江2057号嘛！
　　每只驳船的尾部都有一座艉楼，艉楼的前部是一间舵舱，两旁各有两间水手舱，中间有一个共同生活区，或者可以叫做起居室吧？起居室里靠墙有一组既可当米箱又可当坐凳的矮柜，矮柜前是一张四方的饭桌。起居室顶部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天窗，使这一个小小的空间既明亮又舒适。所有的油驳船都是这个格局造型。这里曾经是住过五、六名水手的，有一段时间实行驳船无人化，后来又觉得无人不行，再给每艘驳船派了二、三个船员。这二、三个人朝夕相处，早看得像乌眼斗鸡一样，只要编组一完成，马上就跑到别的驳船乃至于顶推轮上来玩。这座艉楼往往就成了一座空巢。
　　我在驳船的舵楼里玩了一会儿直径一米有余的巨大舵盘。在矮柜上发现一只倒了的空酒瓶，那是一只白瓷的“郎酒”瓶，我拧开瓶盖，好奇地往嘴里控出来最后一滴酒。我记得那是我生平尝过的最香的酒，大概因为有些年头，那酒瓶里残余的液体变得更加浓醇了吧？我感觉它是可以用我刚学的一个字眼“醪”来形容的。
　　这里，无疑是我的世外桃源。
　　
　　自从发现了这么一个去处，我每天每天拎着黄书包像学生上课似的，跨过顶推轮和驳船之间的船档，走上最前方的那艘驳船。它离着顶推轮远，机器的噪声一点儿也听不见。安静得如同鲁滨逊飘流记中的孤岛。在那里，我孜孜不倦地啃着那本砖头厚的《现代汉语词典》。
　　我又蠢又笨地从头至尾阅读《词典》，遇到陌生的或者我以为活生生的词条就抄下来。比如说——，
　　叶鞘：（念QIAO去声），意思是稻、麦、莎草等植物的叶子裹在茎上的部分。
　　梃子：（念TING上声）， 意思是门框窗框或门扇窗扇两侧直立的边框。
　　本来我是不知道如何用一个词来表达类似这些名堂的，说到它们往往要用描述的方式，学会这些词方便了我的表达。还有一些词，比如说——
　　“奓（念ZHA去声）着胆子”、
　　“身体很奘（念ZHUANG上声）”、　
　　“跩（念ZHUAI上声）得像财主似的”。
　　这些词我们时常说，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写。词典让我认识了许多这样的字。
　　另外一些词我是不记的，比如“属垣有耳”、“煞费周章”等等，我认为这些词已经被“隔墙有耳”、“煞费周折”之类活生生的词取代了。对于它们，看到了知道意思就行了，用不着记，因为已经不用了。
　　我最欢迎的是一些口语化的词汇。比如“一搭两用儿”、“着三不着两”、“一退二五六”等等。我觉得这些词放进文章中会很生动。它们是活着的语言……。
　　就这样，我抄了三、四个练习本。
　　
　　从江苏仪征的赵庄沟到武汉或者更远的湖南临湘，一趟少则七八天、多则十几天的航程，我除了做完自己的水手活计，主要的精力全部消磨在了驳船上的艉楼里。
　　一个小水手，除了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剩下的时间理论上说应该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脱离了集体，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在船上这样一个生活高度集中的环境。我的词汇积累得越多，而我的境遇则越糟。渐渐地，我感到非常压抑，动不动就有人训斥我。简直不需要什么理由，因为我孤立无助。虽然我也意识到应该和大家凑凑近乎，可是我又自作多情地害怕近乎了之后别人再撕破脸来，倒不如自来的绷着脸。别人要发火由他发去。这种想法也可能只是一个幌子，掩盖着我真正的自傲和执拗，或许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又蠢又笨吧。
　　我曾想像，船上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是我，一个平常被他们损害的小人物拯救了大家。可是这样的机遇迟迟没有等来。我又想像我的诗歌得到发表，受到热烈称赞，从此让我扬眉吐气。可是这样的光景同样渺茫。我的善良愿望和光荣梦想充其量不过像鲁迅的《野草》里那朵在寒冷的冬夜做着春梦的“小粉花”，冻得发白的嘴唇上一抹微笑罢了。
　　夜晚，我坐在首驳船的艉楼旁，在远离顶推轮的黑暗静寂中，默默地咬着下唇。月亮黄黄的，圆满的一轮，悬在乌黑的天上，照得它周围一片黄莹莹的亮。空气里没有风，一艘挂机船在江面上突突的驶过，那单调的机器声好像被月光过滤了，世界变得神秘而又安详。满天的星斗好像一本天书，写着最古老而又晦涩的文字，而书中的插图便是这童话般的月亮和深不可测的夜幕，她们就像一个面色黧黑多皱的老奶奶搂着她金黄头发的小孙女，坐在膝上……

六、船上的人物
　　在船上，能给我一丝友谊和亲情温暖的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曹志高。
　　曹志高在船上的处境比我好。他嘴甜，对人热情。同在一条船上，巴掌大的地方，如果有人到他的船舱去，他都会给那人倒一杯水。这就让人心里热乎乎的。当然，这种客套在船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让曹志高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说他好，轮机部的“涂老轨”对他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是跟他别别扭扭的。
　　涂老轨其实并不是“老轨”——轮机长，而是轮机部的二把手——大管轮。因为他一言一行时常透出老轨应有的姿态和语调，明显存在觊觎老轨位置的企图，加之他姓涂，就得了一个“图老轨”的绰号。涂老轨为什么看不惯曹志高，不得其详。就算曹志高巴结真正的老轨，以他的聪明机巧，也不会正面得罪涂老轨这个部门二把手的。也许只是涂老轨脾气太大吧？
　　这位涂老轨也是一个可做漫画题材的人物。他有个习惯，总是手拿一团棉纱，其由来显然是在机舱里擦机器养成的习惯，但是老这么拿着，不免让人怀疑有点装腔作势的味道。搞笑的是，这团棉纱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晚上，大家聚在餐厅里看电视。涂老轨早早地抢占了有利地形。不过呢，涂老轨尿脬子小，需要经常到厕所里撒尿。人一离开，后来的伙计就把好位置抢了。涂老轨有绝招，他起身离座的时候，回头在他的座位上“呸”地一口，响亮地留下一口粘痰。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抢这个位置了。等到涂老轨回来，因为他总是手拿棉纱，轻轻巧巧地一擦，不急不忙地又稳坐在他的宝座上了。
　　他的这个癖好被船员们引为笑谈。笑谈归笑谈，谁也不会真的去触他霉头，纠正他的这种举止，让他面子上感到难堪。这种事越是来得夸张做作，越显得滑稽；如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做，反倒显得小气了。
　　曹志高的错误，犯在他也学会了手拿一团棉纱。有一回涂老轨上厕所回来，曹志高恰巧坐在他的左侧，他见涂老轨回来，没等他完成自己的经典动作，悄悄地一伸手，将那块被涂老轨视为勋章般的痰迹擦去了。
　　涂老轨大为光火，立时大骂曹志高：“混蛋！谁要你擦了，你这马屁精！”
　　曹志高的脸上顿时红一块白一块，气得眼睛发青。
　　虽然我对曹志高的这个举动不赞成，不过凭心而论，我觉得曹志高这样做有许多值得同情的理由：就算是拍马屁吧，也是出于对师傅尊重，求得生存状态改善。就算是虚伪，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虚伪。可是这个涂老轨简直不可理喻！跟这种人在一起，你无法揣摩到他的心思，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火。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个打高尔夫球的大人物对帮他捞起进洞之球的球童大光其火，想起了涂老轨，不禁菀尔失笑。
　　涂老轨指手画脚，唾沫星子乱飞。连坐在曹志高身后的我都沾了荤腥。我看见曹志高捏起了拳头。这个好脾气的曹老弟要是真的动起怒来，那也是一个倔强刚烈的人呢！尽管我不赞成他的某些做法，但我还是佩服他，就因为在那种逢迎拍马掉花枪的矫情后面，还有一股子虎气。我想，涂老轨再骂下去，保不准曹志高会突然动手。
　　我在船上的处境已经够糟了！曹志高混得好，多少对我还有一点帮助；如果曹志高也搞砸了，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就有好看的了。我这样想着，生怕曹志高一时不冷静动起手来。我赶忙插进两人中间，连推带拽地把曹志高拖出了看电视的餐厅。
　　曹志高他们加油工住的船舱虽然在二楼，却比我们的水手舱更小，也住四个人。两张上下铺并排陈列在舱里，中间只留仅容一人的过道，舱里的床铺加四只柜橱所占的地方都算上，面积差不多只有6个平米。人们除了当班的，都去看电视了，我和曹志高并排躺在下铺上，说些排解气愤的话。
　　“他总是这么敲打我，搞上瘾来了。哼！总有一天，我要出这口鸟气！”曹志高说。
　　过了几天，涂老轨忽然闹起了肚子。刚出厕所，没走出一丈远，一转身提着裤子又钻进去了。我和曹志高在餐厅与吸烟室之间的走廊上用黄色颜料写着黑板报，看见涂老轨愁眉苦脸的样子，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幸灾乐祸地笑着对曹志高说：
　　“咦，你瞧，他怎么啦？”
　　曹志高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的快乐显示在灵活的眼神里，他警惕地瞄了一眼前后左右，以及涂老轨正在出恭的那个厕所，悄悄地对我说：
　　“怎么啦？告诉你吧：我把他的橘子汽水喝了，然后灌上凉水，掺上咱们写字用的黄颜料，怕不甜，他会察觉，又加上一些糖。搅混匀了，就跟真的橘子汽水差不多，量也不多不少，还放在老地方。他干活累了，上来一口气把它喝干了。喝完后，还吧嗒嘴，说，咦，怎么好像甜得糇嗓子？……”
　　说到这里，曹志高终于忍不住爆发出一阵快乐的大笑。
　　涂老轨从厕所里钻出来，朝我们这边狐疑地瞥了一眼，终于不能断定我们在笑什么，只是愤怒地把手里的棉纱掷向江里。说来奇怪，他肯定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不能肯定拉肚子与曹志高有关，但是从此以后，他对曹志高的态度却不再那么放肆了。
　　这件事仅仅是搞笑就好了。如果它还有什么深意，那是我所不喜欢的，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做不来这件事。这需要把仇恨埋在心里，筹划恰当的时机以精确的方式回报对手。太累了！我想。人与人能相处就相处，相处不好就离远点，难道有必要这么做吗？
　　我的这种疑问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也没有向曹志高说过，我慢慢觉出他和我终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在社会生活的游戏中他远比我高明。但我并不崇尚这种高明，我相信，纯朴永远是好的，也是健康生活所必需的……
　　
　　船在江心掉头，把太阳撂过一边，云朵撂过一边，以整个天地为参照物转向。这在人心里引起一种博大宏伟的感情，禁不住有诗情生发出来，那诗句朦胧着模糊得很，隐约抓住一句：“我们的桅杆，以太阳为航标……”
　　船以自然物为标识，人的标识又在那里呢？
　　不久，我认识了长江2057号的电报员王龙干。他是我在船上见到的头一个令我钦佩和敬仰的人物。那是我有机会上驾驶台实习舵工后的一天下午，池船长交给我一份电报稿，让我把它送到电报员那里去。在船上，电报员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四楼是驾驶台，这一层仅有的两个船员舱，一个是船长室，另一个就是报务舱。
　　报务舱里有一个工作台，工作台上铺着皮革的台面。台上是我们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见过的那种发报机，发报机上那个发报键钮早被人手摸得锃光瓦亮。报务舱里除了发报设备，还有一张单人床。这一切固然与我的水手舱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最令我惊讶的，莫过于在这个舱里，我看见了许多书。王龙干的床上、桌上到处都堆着书。
　　我走进去的时候，王龙干正在发报。他的颧骨很高、刀削一般的面颊挡在发报机的后面。趁他无暇理我，我在一旁悄悄地检阅他的藏书。这里有《辞海》（分类汇编本）全套、《庄子集释》、《红楼梦》、《水浒》和《古今小说》等等。
　　王龙干发完了电报，和我闲聊起来。我们虽然在同一条船上生活了很多天，还没有真正的交谈过。我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些话，让我茅塞顿开，久久回味。有一次，他说：
　　“我们分局4000人，去年一年上交利润4000万。平均每人上交了10000元！而我们船员一年下来充其量只能拿到600元。”
　　下一次，我们聊到国家建设为什么不能发展得更快一些。他说：
　　“举一个例子吧！打一个平方米油漆，要付船厂三块八，工作得又慢又差。如果雇小工来干，出这个价的一半，保准又快又好。”
　　我问：“为什么不这样呢？”
　　王龙干回答：“这样被雇的小工岂不是要发财了？”
　　我问：“让船厂将活包给小工干怎么样呢？”
　　王龙干回答：“那样的话，三天干了一个月的活，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
　　哦，我有点目瞪口呆。王龙干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他觉得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剩。为了防止严重的失业，只有慢慢磨洋工，大家都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谁也不会没饭吃，但是永远也不会好，就这样泡啊泡……
　　王龙干的这些话如今看来，自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社会已经向前迈进了三十年，几乎是一个世代了。但是，王龙干无疑是那个时代我所认识的船员中的智者。
　　还有一件事，也能证明王龙干的不简单。那年分局刚刚成立，在选址建立分局大楼时，考虑要离江边近一点。当时大桥附近的一家肉联厂需要搬迁，分局就打那块地的主意，谈判几乎已经成功了。就在签字前，肉联厂方面又提出在原定价码儿之外再添一部卡车，就是这“最后一根稻草”使谈判破裂。这件事被分局领导当成自己精打细算坚持原则的事例传说。王龙干却不以为然。他评价说：上面的头头没有远见，一部卡车算得了什么？那块地盘可是寸土寸金，一失足成千古恨，没得到就再也得不到的呀。几年以后，舆论果然是王龙干当初说的那个样子。
　　王龙干的船舱里贴着一副对联。一般说来，对联都是贴在正面豁亮的地方。王龙干的这副对联却是贴在门的背后。常人进来看不到，一旦关上门，这副对联就非常醒目。对联写的是：
　　右联：“不思八九”
　　左联：“常想一二”
　　横批：“如意”
　　这副对联呈门字型贴在门背后，曾给我醍醐灌顶、当头棒喝一般的感受。如果世间事真如常言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那么反过来想这八九之外的一二，也就是那“如意”了吧？这真是豁达的人生观。
　　王龙干的字写得很好，有点舒同体的味道。纸却是普通的白纸，非常牢靠地裱贴在门板上。那一横两竖的条幅宛如小门一样，也许暗暗象征着步入快乐天堂的人生之门吧？我怀疑这副对联并非王龙干所撰，曾想问他出自何人？但终于没有问。
　　除了王龙干，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些人。比如，机匠老强。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我曾纳闷“强”字怎么能成为一个姓。但我在厨房的记餐牌上见过他的名字，确实是写做“强”。但是我更愿意他在这本书中以外号“老枪”的名字出现，因为他有一杆乌黑锃亮的双筒猎枪。
　　

老枪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年纪约莫五十来岁，一脸的皱纹好像枯干发黑的老树皮，眼睛大而炯炯，眼皮不是双层而是多到三四层的样子。除了猎枪，他还有一支烟斗。是在苏联电影中见过的斯大林手里拿的那种，圆溜溜肥墩墩的烟锅儿被他的一双老手摩娑得油亮，弯弯地翘起来渐渐变细的烟嘴上镶嵌着一个铜箍。
　　他是船上唯一吸烟斗的人。曾经有一回邓竹友买来一支烟枪，有一尺来长的模样，很花哨的显派。老枪见了非常鄙夷，他不能容忍烟枪，却爱好烟斗。我看见他坐在吸烟室的长桌旁，手持烟锅儿的敦厚样子，确实比邓竹友浮躁地擎着支烟枪好看。没多久，邓竹友的那支烟枪在水手们争抢着试一口的粗糙动作中折断了，老枪敲着他的烟锅儿，说：“怎么样？没戏吧！”
　　每回船一靠码头，老枪就扛着他那支心爱的猎枪消失在日晒雨淋的野外，人长得精瘦寡黑不说，也让他显得更加苍老。我疑心他的实际年龄并没有外表显示的那样大，也许只有四十多岁吧。老枪爱酒，打了野味回来，交给厨师刘兆鱼做了，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咪两口，有时候也喊王龙干和他一道喝。王龙干和老枪谈得来。两人是这条船上仅有的会下围棋的人。他们两人不费什么劲就把一瓶子酒喝干了。然后老枪在吸烟室里过烟瘾，提高了嗓门儿说：
　　“酒呀！少喝点是养人的，喝多了不是人养的。”
　　船员们听了哈哈大笑。以为他喝醉了，就问老枪说：
　　“那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老枪把烟锅儿在桌上敲敲，舌头有点儿发硬地说：
　　“嗤！高是有点儿高，但还没喝多。”
　　“什么叫‘高是有点儿高’哇？”
　　“有酒品的人喝酒顶多是喝高一点，绝不会喝到吐。吐是暴殄天物，糟蹋自己。那就叫喝多了。”
　　我听见他的话，惊讶“暴殄天物”这种词在他嘴里脱口而出，说得很自然。他喝完了酒的样子有点神情恍惚，我疑心他头一句话并不是要说给别人听，而是自己劝着自己少喝点儿。
　　有一回，我见老枪一个人坐在吸烟室里抽闷烟，眼睛里有一种奇幻的色彩，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情不自禁地走进去，坐在他的对面。
　　老枪抬起一双炯亮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秀才！你见过蜥蜴，也就是四脚蛇，上吊的事吗？……或者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呢？真奇怪，蜥蜴竟会上吊自杀。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
　　“真的？”我张大了嘴巴，很难相信他不是在说梦话。
　　“这是我亲眼所见。一只蜥蜴把它的下巴颏儿顶在小树枝的尖上，就这么上吊死了。真是奇怪！我在那附近找了找，竟然又找到三、四只，都是这么的将下巴颏儿顶在树枝尖上。我想这些小东西难道还有自尊心么？还会上吊自杀？真是怪事。不知道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我想把这个情况写一份报告，引起科学研究方面的注意，但是我不知道寄到哪里去合适。”
　　我嗤地一笑，心想：大概不会有人理会这天方夜谈似的故事吧？不过他的想像力倒是挺丰富的。我说：
　　“你可真会幻想啊。”
　　他失望地看了我一眼，有点懒散而又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幻想，这是真的。我在山上打猎时亲眼见到的。要是有人研究这个问题，我带他去，肯定还能找到一些呢！”
　　为了不在他面前显得我就像个傻瓜，我赶紧溜走了。

　　七、玉茭
　　湖南临湘的油港码头是一块非常荒凉的地方，从码头到最近的一个小镇要走很远的路。我们的船队从赵庄沟出发经过九天的航程抵达这里，船员们上了岸却无处可去，只好在邻近的乡原上像孤魂野鬼似的转游一气，看一会儿那排输油管线，发一会儿呆，不知它们把船上卸下来的原油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在那条土路上我竟意外地遇到了马军。他的驳船随另外一支船队先期到达临湘，正在码头上卸油。看他的样子大概是到镇上玩耍去了，刚刚回来。
　　马军见到我也非常激动，他一拳砸在我的肩上，差点把我捶了个跟头：“哎呀，老弟，你还活着！”
　　“我呸，哪能随随便便死了呢。”我笑骂道。
　　他拉扯着我跟他一道回码头去，举起另一只手里拎着的卤牛肉，花生米，兴奋地嚷嚷道：“回去喝酒，回去喝酒。”
　　回到码头上，我先回长江2057号叫了曹志高，三个人一起来到马军的驳船。在驳船艉楼的起居舱里我们痛痛快快地像真正的水手汉子那样喝起酒来。
　　曹志高礼貌地让了让马军的“师傅”，一个四十来岁胡子拉茬的老水手，那人用一种生份的眼光打量我们，木讷地说：“同学么，我掺糊干什么。”然后退回自己的卧舱去了。
　　马军冷冷地盯了一眼跟他朝夕相处的伙伴，恨恨地对我们说：“别理他。”
　　没有像样的酒杯，我们有的用碗，有的用茶杯，有的用早晨漱口的白瓷缸子，喝高度白酒。这要算是我第一次正式上酒场子。过去所谓喝酒只是舔一舔，象征性的。像今天这样真正地喝酒我还从来没有过。
　　三个人其实都还不怎么会喝酒，不一会儿，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马军告诉我们，他在驳船上感觉寂寞得要死，他跟“那条老狗”闹别扭，已经好几天都不说话了。曹志高也说起涂老轨给他穿小鞋的那些气人情景，不过他没再提起往涂老轨的汽水瓶里掺颜料的故事。我想起自己在船上受到的欺侮，咬紧牙关不肯说出一个字，眼睛里却像深井一样有水洇出来。
　　“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了。”马军说。
　　“挺住，哥们，挺住。”曹志高说。
　　“你父亲不是说要把你调回家去吗？”我问。
　　“是啊，我现在就指望这个了。”说到调动，马军的神情阴转多云，酒精的作用使他的脸烧得像个茄子。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他调动回家的事情已经办到发调档函的程度了。“这个阶段最关键，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所以，你们不要对别人讲。”马军嘱咐我和曹志高。
　　“你放心。”曹志高在马军的肩膀上搂了一下。“什么叫哥们。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哪会瞎讲。”
　　我当然不会坏他的事，但我不屑于表达。
　　马军又说，如果不出意外，再有一、两个月，顶多二、三个月，他就可以永远回家了。
　　回家，这个词勾动我心肠中柔软的粘膜，令我的腹腔里真得涌过一股热浪，好像连心脏也牵扯得挪动了一下。回家，是多么好的一桩事情啊！也许是游子们所能想到的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了吧？
　　虽然我没有调动工作的企图和打算。但在这一刹那，我决定等船回到南京，我要小口地享用一下全年52天工休假这块蛋糕，回家休假！
　　
　　这一天终于来了。
　　火车跟着火红的朝阳跑。窗外的乡野景物变幻着。一个低矮的小丘，坡顶上长着青青的疏落有致的小松林，太阳从它们的背后穿透过来，红光中那些黑色的小松树娉娉婷婷，美丽极了。我真想永久地凝望着这个景象，可是火车奔驰，带着太阳，却把那片小松林留在了后边……
　　回到家乡小城。一下火车，就仿佛闻到一种特别气味，是与生俱来的由生理记忆的气味，让我知道这里是家乡。这种生理记忆包括家乡在这个季节这种温度所对应的空气湿度；空气里所含各种微量元素包括有害气体混合而成的滋味。这种生理记忆包括睡梦中遥远的夜空一声若隐若现的火车汽笛的回声；桂花树在月光下摇落细米般的花粒和那浓郁的香气。这种生理记忆是嗅觉和听觉乃至触觉的。视觉最靠不住！随着小城改造，视觉可能出现很大变化。但是其它的感觉却变化不大。变化不大的还有回家的路径，如果连路径也彻底改变了，那么就有可能找不到家了。
　　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正赶上这年冬天的头一场雪。江南的雪可真难得啊，尤其是下了不马上化掉的雪。一年之中也就那么一两场吧？它给我的行走造成麻烦，可我还是很高兴。我提着长航南京分局发的火红色小皮箱一步一滑地朝家走着。
　　来到自幼熟悉的我家门前的小街，街道两边是萧索的法国梧桐，街道中段有一家废品收购站，离收购站不远，我遇见一位初中女同学。
　　她穿一件碎花的布面小棉袄，脖子里结着一条细纱巾。虽然朴素，却掩不住发育成熟的年轻身段。她迈着小鹿一般弹性步子迎面走来，有无限青春活力蕴藏在她窈窕的身体里。我不禁想起高尔基小说里的一句俄罗斯民谣：“十九岁的姑娘，戴什么帽子都漂亮。”是啊，她穿什么衣服都掩不住她的青春魅力。
　　“啊，焦玉茭——”她的美丽宛如太阳眩晕了我的思想，刹那间，我几乎失忆到没能及时叫出这个名字。
　　“杨光，你回来啦。”她一张嘴，红红的嘴唇里露出一排晶莹如玉的牙齿，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动人的皓齿。
　　“是啊，你现在在哪？”
　　我初中毕业考上南京河运学校，她是知道的。她上了高中，以后就不知道了。从她的神情里，我明白我问了一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她有点儿难为情地指了指前面的废品收购站，小声说：“我就在这儿上班。”
　　她那血色鲜丽的脸上因为羞涩变得更加红润，红得像喷薄欲出的红日。
　　我虽然为自己的愚蠢问题万分抱歉，但它无法与我的兴奋和快乐同日而语。我像喝酒喝得微醺的马车夫那样有点舌头打结、语无伦次：“好的，好的。”——也不知道好得什么。
　　因为想不起来更多的应酬话，我们就这样相互擦肩而过。走过去之后，我几乎本能地回头张望，发现她也急忙将头扭回去了。这一刹那，我突然体会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情意，它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洪水漫过了我的头顶。
　　焦玉茭，这个名字因为咬口，记得早年放学的路上，三四个顽皮猴儿追着她，领头的说一、二、三，大家一齐在嘴里嚼她的名字，像吃一个津津有味的东西。她很惶恐不安的样子，像一条壁虎那样贴着校园的围墙往前走，拐过一个弯，迅速地一溜烟逃走了。
　　初中三年，焦玉茭并没有真正引起我的注意，她像一颗小草，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有一次，暑假里办学习班，我们因为住得较近，分在一个小组。在她家做作业，我伸懒腰时一出手，触到一团柔软，回头见是玉茭恰巧拿着本子来问一个题目，无意中被我捅在胸前。那一刹那，只觉得心头鹿撞，一阵腥甜。青春的头一次感动大概就是这样发生的。玉茭显然也是羞得满面绯红。只是我们都还不懂，这件事做为一个意外插曲也就过去了……
　　
　　入夜，我在自家的小床上辗转反侧，反复回味白天那令人难忘的一幕。缘分哪！回来后遇见的头一个熟人就是她。要不是这场邂逅，我差不多已经把玉茭给忘记了。雪地上粉红色的细纱巾是那样轻盈，像一团火苗儿燃起了我对玉茭的满腔热情。我写了一封情书，揣在怀里，等待着找一个机会交给她。并没有等得太久，机会就来了。
　　记得是去看电影《玉色蝴蝶》的那个晚上，我在前往影院的小街上突然发现玉茭。焦玉茭和另一位女同学谢宛儿挎着膀子，亲亲热热的朝前走。谢宛儿也很漂亮，像一粒翠绿的豌豆儿那么饱满鲜艳。她们俩人的性格和美丽风格迥然不同，玉茭是内向的含蓄的，朴实的小棉袄和红纱巾，就像裹着一层层皮叶顶着红穗子的嫩玉米；谢宛儿是外向的明朗的，好像一粒铜豌豆，一旦成熟就非爆裂出来不可。多年以后，我曾想过如果当时我选择的是谢宛儿，而不是焦玉茭，结局也许会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样子吧？
　　当时的我是不可能做这番比较的。我那时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玉茭的渴慕之中，眼睛里就只有她这一个太阳。
　　她们两人也是去看电影。我紧走几步就撵上她们，在快到达影院前的广场时，我鼓足勇气跟她们搭讪上了。
　　“看电影吗？”
　　“是啊，你回来啦？”
　　“啊，好几天了。”
　　当谢宛儿这么跟我对答的时候，我的目光时时瞟向玉茭身上。玉茭露出非常晶莹洁白的牙齿朝我无声地笑着，她的眼睛好像是会说话的，但是有谢宛儿跟我搭讪，她就不出声。说话工夫，就来到影院门前。我的票在楼上一排，她们在楼下，检过票当然就分开了。
　　电影散场，影片里美好的爱情深深感染着我，也鼓舞着我，让我迫切地渴望实践自己的爱情生活。我匆匆来到玉茭她们回家必经的一个路口，那里有一排文化局办的电影画报橱窗，我就着暗淡的路灯光线摆出看那些图片的样子，其实在等她们。不一会儿，她们两人就走过来了。我为自己的动机有些害羞，可是她们好像并不感到意外。我们几乎分不出先后地和对方打了招呼，然后便顺理成章地一起往回走。
　　按照我想好的程序，我们三人中谢宛儿最先到家，接下来还有一段不长的路程，大约不到一二百米吧，留给我和玉茭两人。谢宛儿有些恋恋不舍的和玉茭道了别，又朝我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然后消失在巷口。我和玉茭拐过一个弯，走过一段上坡路。谢宛儿的离开在我们之间突然造成一段沉默，这种沉默带着异样的惶惑，令人感觉既不安又充满希冀。在课堂上我一向以发言积极著称，可是此时我才知道我其实是个笨嘴拙舌的人。路实在太短，我几乎来不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就又到了分手的时候，慌乱之际，我连忙掏出在我胸口捂了几天的那封情书，喉咙几乎沙哑地叫了一声：
　　“焦玉茭。”
　　玉茭明显地楞了一下，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信递过去。
　　“哦，”我听见她像被烫了的小猫那样轻轻叫了一声，迅速地接过那片白亮的折叠成巴掌大小的信封。彼此的激动使我们再也无法多说一句话，就这样，两人像逃也似的相互离开了。
　　我的第一封情书是这样写的：
　　焦玉茭同学：
　　如果我的这封信冒犯了您，请您不要生气吧，您可以把它烧掉，或者再交还给我，我衷心恳求您原谅我的直率和鲁莽。
　　 自从分别后我又遇到你，我的心总不能平静。为了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写着这些字的时候，我的心也激动的颤栗着，仿佛面临着一场终身的裁判。我们中学一同生活了三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俩同座时的情景。你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影相，她一直伴随着我的“流浪”生活，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直到我们这次见面，一种希望之火燃烧的更加炽烈、更加旺盛了，我渴望得见你，可是一见你，我又心慌的像在怀里揣了只小兔，我觉得我真是可怜，可怜的要命。我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感情呢？我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呢？即使你根本瞧不上我，那也没关系。我的心将永远悄悄地想念您。
　　啊，但愿您不要笑话我吧。我一切都向您坦白了。如果这种坦白是可笑而又有罪的话，那我事先请求您的宽恕。您要知道，您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阳光、空气和清水。一个人有这样的生命价值，不是值得高兴的吗？
　　 爱您的杨光
　　（晚上七时，我在图书馆门前等你）
　　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这封情书的底稿。那天晚上，我在心里一遍遍品味它，揣想玉茭对它的反应。自信起来我把自己送上了天，热度过去我又把自己贬入冰窖。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小街上的废品收购站，在门前的那条小路上蹀躞。我等不到晚上，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是否接受我的约请。她来了，还是穿着那件碎花的小棉袄，脖子里的纱巾在胸前飘成一小团火焰。想起昨晚的事情，我忽然感到十二分的害臊。真的，我的一生中从没有体验过这种害臊，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了。
　　“你，来吗？”我激动的问。
　　“唔。”她唯恐我听不清，将头明白无误的点了又点。
　　我马上掉头跑开了，就像钻进彩云间的云雀一般。
　　
　　我清楚地记得，当母亲知道了我和玉茭的关系以后，亲昵地说过一句话：“多点点大嗨！毛伢子家家，还谈恋爱。”
　　她说这话时，脱下满是尘土的工作服，既有解脱劳动之后的放松，也有眼看儿女长大成人的喜悦。这句话字面意思是一种责备，语气却是一种鼓励。
　　我明白母亲的心情。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拉扯我们姐弟五人，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和心理的压力。我记得她时常念叨的一句话是：“咱家这么穷，兄弟这么多，将来有哪个姑娘肯来呢？你们怕要打光棍呢。”
　　母亲对我的恋爱情事，是慈爱大于关切。她对这层关系未必抱以认真的态度，她大概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家闹着玩的。她抖落一天的劳累，说出对我的恋爱的评价，让我在感到不服气的同时，更多感受到的是她无比温暖的母爱与慈祥。

我与玉茭的关系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那个美好的夜晚，在图书馆前高高的白杨树下，开始了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初恋。
　　白杨树修长挺拔，像一排刚刚入伍的哨兵争着向上提拔着身材。夜色温柔，昏黄的路灯照着路面，显衬出路旁白杨树黑黢黢的枝干。多年之后，我又一次瞻仰那排白杨树，过去碗口粗的树如今已不再年青，它们威武得如同将军，粗壮得一个人抱不合围。我的眼前恍惚又看见她从白杨树下闪现出来的身影。那个身影只要看一眼，就变成永恒的摇曳……
　　约会的情节太容易雷同，略过不提也罢。令人难忘的是细节，那是每个人心中属于自己的不同的咀嚼。对我来说，只要想起玉茭，就想起她念我的船名——“长江2057”时的情态。玉茭看着我写的通讯地址，为了记清楚，煞有介事地咬准发音念着；“长江两—零—五—七—”。我们念惯的是“两洞五拐”，而到了玉茭嘴里，“两洞五拐”变成了“两零五七”。她念七时音色特别、嘴形尤其好看，那种印象既新鲜又令人感动。
　　还有人生初吻的滋味。有了几次接触之后，那是第几次约会？我俩散步在湖畔的小径上。雨后，老柳树干在路灯下闪着黑亮的光泽，湖面开阔，空气湿润清新。那次约会的后半段，我一直在请求她的恩准，可是玉茭一直勾着头，不给我机会。无论我怎样努力，总是无法接触到她的芳唇。就在我失望地放弃了进攻，幽幽地叹了口气的当儿，突然，一堵温软湿热的东西陡然贴上了我的嘴唇。我惊讶极了，脑子里好像电线短路，刹那间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感觉到她的嘴唇好像一枚成熟的李子，挂在枝头还从来没有被谁挨过，带着一丝咸咸的滋味，好像李子表面那层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白璞。那咸咸的滋味太突兀，太新鲜，实在令人感动，简直有点生猛，我还没有来不及细细品咂，她的唇像一朵海葵那样立即逃开了。
　　我贪婪地要求再来一次，好在有心理准备的条件下，真实地咂摸一下这种如梦的滋味。玉茭笑着不答应，把头低得更深，目光逃避着我的逼视。偶尔抬起眼来朝小径通向大道的路口迅速地瞟一眼。我不想再回到恳求与婉拒的老路上去，便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跟她说些别的事情，心里却忍不住一遍遍回放刚才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一场地震之后，余震不断地释放那种动能似的。
　　到了分手的时候，玉茭把一枚小小的东西塞在我的手里。
　　我问：“什么？”
　　玉茭羞涩地用肩膀扛了我一下，说：“你自己看嘛。”
　　我走到路灯下，打开那片薄薄的用白纸包着的东西：是一张二寸半大小的包括了玉茭一只肩膀的肖像。
　　那无疑是玉茭最美丽动人的影像。
　　做为水手，聚会的欢乐是短暂的。这一点，我们——我和玉茭很快就领会到了。在我休假的期间，我们不能天天约会，因为玉茭还瞒着她的家人。我们隔三叉五才能在晚上见一面，这样统共见了不到七、八次，我就要回船了。
　　回船前的最后一次约会在雨山湖的鹃岛上。鹃岛，现在是开发得很好的公园了，那时还是一座荒岛。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桥，只剩下桥墩和几根纵向木梁，横板已经全部朽烂或失窃了。那几根木梁埋在水泥桥墩之间，危乎险哉地向每一个企图过桥的人发出落水的威胁。我和玉茭手掺手，小心翼翼地通过桥墩间的木梁，来到荒寂无人的小岛上。
　　小岛上生长着杂乱无章的树木，临湖的堤堰上有一片柔软发黄的草皮。我们背靠黑树林，面朝蓝幽幽的湖水，肩挨肩坐在草地上。仿佛承受不起离别的苦恼，我缓缓倒向玉茭的怀里。玉茭搂着我的头，像搂着一位受伤的战士。我们刚刚看过一部反映抗战的影片，片名好像叫《归心似箭》，剧中由斯琴高娃主演的女主角深情演唱的歌曲，此时从玉茭的嘴里飞出来——
　　雁南飞，雁南飞，
　　雁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
　　已盼春来归，
　　已盼春来归。
　　玉茭的歌声在幽蓝的湖面上轻轻地，轻轻地荡漾开去。唱到“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我感到一阵痛彻心腑的觳觫，歌词是我们当时心情的最深切的写照。
　　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怎样的煎熬和结局呢？

八．在玉茭的影子里生活
　　我又回到船上，回到那种灰暗、抑郁的生活之中。
　　夜晚，庞大的船队上水经过我家乡的江畔小城。可惜它无法停下来，让我回到心爱的玉茭身旁。我站在天蓬下的甲板上，扶着船舷栏杆，默默地遥望江岸。猫子山像一匹大猫蹲伏在黑黢黢的江边，仿佛要攫取江上的行船似的。这座以形象酷肖得名的山，是东晋时代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1700年前主持编篡《昭明文选》的萧衍曾经生活在猫子山下。
　　船从猫子山起，就开始偏向北岸，离着南岸的马鞍山一溜歪斜，越来越远。马鞍山形似一只巨大的马鞍，传说那是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不肯渡江的乌椎马留下的马鞍。我愿意每回经过这里，都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家乡的堤岸。可惜因为航道原因，船队远远地躲开了家乡的风景，远远地偏向北岸，我只能站在船上，遥望南岸电厂的烟囱和马鞍形的山体轮廓，想像我心爱的姑娘此时此刻在做些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了，潇潇雨水打湿了我颧骨峥嵘两颊凹陷的脸。我并不退缩，躲进天篷深处寻找遮蔽，而是任凭斜风细雨浸润我瘦削的身躯。打在脸上的雨水冰凉地流下来，流成了水道子，宛如眼里淌下泪来一般。那是一种凄清的感受。
　　夜色如晦。天上涂着败絮般的云垢，牛毛细雨好像永远下不完。
　　身后的舷窗里传出叮叮咚咚的吉他声，弹琴的是船上的厨师刘兆鱼。从舷窗看进去：黄色的灯光下，一个汉子留着光葫芦头，刚刚长出半分来长的青头发茬子，抱着一把吉他轻轻地弹拔。
　　厨师刘兆鱼绰号叫做“和尚”，差不多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个矮，黑皮，脸上有些来历不明的疙瘩，张开嘴就露出两只虎牙。记得刚见面时，他曾留有一头长发，不久就剃成了光头。知道底细的水手议论说，刘兆鱼的对象又吹了。在长江2057号的日子里，我见过他不只一次剃光头。如果头发长起来，不再剃去，伙计们说：这表明和尚又闹恋爱了。听说这几年，刘兆鱼总闹着恋爱的故事。每次失恋他都要把头剃得精光，以示愤慨。姑娘们全然不听刘兆鱼在歌中所唱：“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也长的不怎么样，可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姑娘们不管自己长相如何，有何缺点，总是嫌他身材矮小，面皮寒碜；或是嫌他做餐务员，干的是女人活。伙计们善意的嘲笑刘兆鱼：失恋都有点像女人习惯性流产了！
　　有一回傍晚，我看见他和一个姑娘在江堤上散步。江堤上临江的坡面用大片石砌成，白天的余热从石缝里慢慢地蒸发出来，好像大地呼出的气息。水边上有一些青黑的芦苇随着水波荡漾。刘兆鱼和那个姑娘沿着坡面往上走，那样子很有一些浪漫，好像爱情电影中拍摄的镜头。我坐在堤顶上齐腰高的筑墙上看落日，刘兆鱼跟着那个姑娘朝我走来，好像特意让我看个清楚似的。
　　走近了，刘兆鱼朝我露出虎牙笑了一笑，好像为自己的幸福对别人说：“抱歉，哥们。”他没有真的跟我说话，好像一说话会惊跑了他的爱情似的。我发现姑娘的眼睛可能不大好，有点儿一只大一只小的感觉，要不就是受过外伤有个吊疤。除了这个毛病，五官中其他部分尚可，白是最大特色。她穿一件那时刚刚流行的布拉吉；塑料底的高跟凉鞋敲得地面咔咔响。她用眼角的余光斜睨了我一眼，好像说：这个傻瓜，坐在这儿望什么呆，不如追我才好！
　　我不敢承接她骄傲的好意，也不敢跟刘兆鱼打招呼表明我们认识。我假装被风迷了眼，把手举到脸上煞有介事地揉眼皮。通过另一只眼睛我看见刘兆鱼亦步亦趋地跟在女人身后，像个跟班似的，随着女人的身影走远了。其时他刚刚剃过光头不久，头发茬子还没有长起来，青青的头皮在落日的余辉中泛着恼人的红光。
　　回来我向曹志高等人宣布说：和尚又恋爱了！
　　这次恋爱仍然没有持续太久。有一天船靠码头，那个女的又到船上来了。这一回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闹崩了。那是快开船的时候，只见那个女的扭着屁股仰着脸，甩搭着一只坤包，头也不回地跨上了码头的栈桥。船舱里扔下了刘兆鱼和一串从安庆买来准备贿赂该女人的毛刀鱼。
　　眼看那个女的走上了高高的防波堤。这时，船已经拉过启航的汽笛，我们已经站在船舷靠码头的一侧，准备解缆绳了。忽然，刘兆鱼像发了疯似的从船舱里蹿了出来，手里拎着那串毛刀鱼，高喊着姑娘的名字，像一支离弦之箭，飞出船外，直奔岸上追去。急得池船长在驾驶台上用高音喇叭喊道：
　　“刘兆鱼，你回来。刘兆鱼，你回来。”
　　为此足足延迟了一刻钟开船。刘兆鱼在码头上跟那女人拉扯半天，坚持要将那串鱼送出去，女人坚持不要，以示决绝。我们眼看着那女人骄傲得像个公主般地走了，刘兆鱼终于垂头丧气的回来，手里还拎着那串可怜巴巴的噘着嘴的鱼。
　　池船长在喇叭里骂道：“龟儿子，穷得也要有点志气嘛！”
　　刘兆鱼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钻进船舱里去了。
　　刘兆鱼虽然长得寒碜，一手吉他却弹得非常出色。在这寂静荒凉的江上之夜，除了轮机频率单调的嗡鸣，就是凄风苦雨的呜咽，刘兆鱼的吉他声给这阴暗的世界带来一抹暖色。伴着吉他声，刘兆鱼亮开沙哑的嗓门儿唱了起来：
　　多幸福，
　　和你在一起，
　　你的吻像烈火
　　燃烧了我的心。
　　啊，你就是幸福，
　　我要把这秘密
　　藏在心底。
　　站在刘兆鱼的舷窗外，面对黑暗杳渺的江天，我恍惚看见了玉茭的面影，像一个精灵在雨夜里飞舞。突然感到雨水挂在脸上竟然是热的，我伸手抹了一把脸，这才意识到豆大的泪珠滚出了眼眶。
　　
　　每个航次回到基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有没有玉茭的来信。我写给玉茭的信寄到谢宛儿的学校，由谢宛儿转交。这个办法是玉茭想出来的。用不着玉茭特别交代，我理解信既不能寄到她家，也不能寄到废品收购站。收购站里多半是没有文化的中年妇女，收到信他们会非常好奇的，那会让玉茭难为情。谢宛儿初中毕业上了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分到一所小学任教。信寄到她那儿由她转交正好合适。
　　我们就这样通过书信传达着彼此的思念。在信里我给她说船上的笑话——
　　长江2088号和长江2077号，按船员的习惯叫法是读作“两洞捌捌”和“两洞拐拐”的。两艘船在江上相遇就热闹了。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话，2077轮船员喊：“两洞捌捌，两洞捌捌，两洞拐拐呼叫，”2088轮船员回答：“爸爸听到，爸爸听到，乖乖请讲，乖乖请讲。”
　　下一封信讲——
　　我们船上的厨师刘兆鱼向女友求爱，想送她一束花，就问：“亲爱的，你喜欢什么花呀？”女友回答：“我喜欢两种花。有钱花，顺便花。”刘兆鱼说：“唔，你挺美的。”女友问：“我哪儿美？”刘兆鱼说：“想得美！”
　　还有一封信说——
　　亲爱的，今天你的腿一定很累吧？因为你在我脑海里跑了一整天。如果你嫁给我，我会使你成为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为什么不是第一呢？因为有了你，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
　　……
　　隽永优美的笑话，令人口角流香。有的是真事，有的是杜撰，有的是我摘编的。它们让我暂时沉浸在美好的暇想里，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沉重、阴暗和丑陋。
　　
　　船上的作息时间与陆地上的生活节奏不同。在船上，每个班作业四个小时。分别从0点到4点；4点到8点；8点到12点；周而复始。船上开饭时间也比陆地上的习惯要早。一般来说，早饭不论，反正是稀饭馒头，厨师烧好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上午10点半钟厨师摇铃铛开午饭；下午4点半钟厨师摇铃铛开晚饭。从吃过晚饭到睡觉，间隔的时间往往比上午两顿饭时间都长。可是习惯之后并不感觉睡觉前饥饿。当我读到释迦牟尼佛有“过午不食”的戒律时，曾经幽默地想，也许这就是“水和尚”的生活规矩吧！
　　船员们吃完晚饭，往往是一天最逍遥的时光。西下的太阳还半高地悬在天上，染得一江浊水红旺旺的。夏天的微风从江面上徐徐扫过，雄浑的大江亘古如新的默默流淌，令人想到时间并没有流逝，流逝的是江上的人物。
　　厨师刘兆鱼坐在背荫面的水手舱外，将一只脚架在船舷的栏杆上，怀抱吉他，用一种忧郁而又缠绵的调子，唱出一种令人伤心的甜蜜忧愁：
　　时光一去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忆童年是竹马青梅，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春风又吹开了花蕾，
　　你也已经添了新岁。
　　你要是变心时光难倒回，
　　我只有在梦中相依偎。
　　刘兆鱼的吉他弹唱令我和曹志高听得如痴如醉。我们常常跟在刘兆鱼的身旁，希望他能教我们一手。可是，刘兆鱼并不肯教。曹志高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既然刘兆鱼不肯教，他对吉他的热情也就淡了。我却梦想有一天，能弹得一手像刘兆鱼一样好的吉他，回到家乡，当着玉茭的面，弹一曲《雁南飞》。
　　为此，我拿出大半个月的工资，在南京买了一把28元的红棉牌吉他。可就在这时，一场闹剧把“和尚”刘兆鱼从我的生活里摘除了出去。
　　那是船到南京的一个午后，长江2057号在一号码头靠泊，船员们有家的回家，没家的逛街，船上只留下值班的不多几名船员。这时，从河岸滩涂上那片柳树林里走上船来三个女子。她们约莫二十出头的年纪，打扮的花枝招展，袅袅婷婷地通过七歪八扭的浮桥，进入我们这条仿佛睡梦中一座空城似的船舶。值班水手看见了，问：干嘛的？她们嘻嘻哈哈地说是上船来洗澡的。其中一个还自称是“刘哥”刘兆鱼的亲戚。
　　和尚刘兆鱼当然出面接待了她们。他亲自守着三楼的洗澡间，不准水手们贸然闯入，单独留给女人们享用。女人们把衣物留在刘兆鱼的船舱里，穿着贴身的内衣一个个穿过走廊，鱼贯进入洗澡间。她们可真能洗呀，仿佛永远也洗不完似的。洗完了，也不走，在水手舱里东溜西串，一边梳那滴水的头发，一边咯咯笑着说话。
　　直到日薄西山，晚霞笼罩了船舶。我以为她们早走了，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忽然间看见她们不知从哪个水手舱里钻出来，妖妖调调地才离开我们的船。
　　如此这般洗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这一次，女人们离开之后，刘兆鱼突然惊叫了起来，声音尖锐刺耳：
　　“我的钱，我的二百元钱哪儿去啦？！”
　　刘兆鱼断定是上船来洗澡的三个女子把他的钱偷走了。他几乎毫不犹豫地报了警。结果呢？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警察根据刘兆鱼的举报拘留了三名女子，调查结果证明：那三名女子其实是借洗澡之名上船来操皮肉生意的暗娼，她们之中一人确实偷走了刘兆鱼200元钱，可是偷钱是有理由的：和尚日了她，却跟她讨价还价，杀价太狠了！
　　和尚的这个举动太可笑了，他甚至连带到别人惊恐不安。好在除了偷钱的女子，另外两名女子牙关咬得紧，没有牵扯到更多的人。这个事一时间传为笑料，但是对于刘兆鱼来说，就不仅仅是受一场嘲笑罢了。当时对嫖娼的处罚是：劳动教养！
　　刘兆鱼被逮走了。
　　逮他的时候，我正从分局大院的图书室里借了两本书回来，看见码头外面的道路旁停了一辆警车。正疑惑间，只见刘兆鱼脸色沮丧地从堤坝的闸口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名警察。警察推搡他上车，刘兆鱼看见我，本能的流露出留连之意。刹时间，两颗豆大的泪珠从他的黑不溜秋的刀条脸上滚落下来。
　　刘兆鱼走了之后，新来的厨师对我很不好，凶巴巴的。让我更加想念那个矮个子黑皮会弹吉他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