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五年之后，杀人者阿星终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五年前，打工者阿星在杀死工厂管工后联系南方周末，坦承报复工厂拖欠工资，并在本报记者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现在，他承认那也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阿星来自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阿星的叙述为线索，南方周末力图还原一群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而如何更好地接纳与善待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群，或是避免阿星和他的同乡们的故事不再重演的解决之道。
在深圳公明马田村，上班与下班的打工者汇聚在交叉路口。这就像他们交叉而过的人生，有些人日复一日地打工，有些人从打工者变成犯罪者。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那是2005年7月8日的傍晚，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随后，这名20岁的农民工逃亡到深圳公明镇并找了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在我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
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在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阿星在自首时坦承，他的理想只是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这其实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我们在监狱里再次相见，他终于愿意坦露自已的另一面：
当时他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虽然他们最后只抢到了400元。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念想涌上心头那一刻，他承认那时没有来自道德的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阿星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嘴里了解家乡的近况。真相让这名死缓犯人的脸上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每得知一名老乡落网，他都会用双手抱住头，沉默良久。在他入狱后的五年里，他的同乡好友还在陆续落网，连他敬重的老村支书冯成金的儿子与侄子都先后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人。据警方资料，像温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街道，98％以上的刑事犯罪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犯罪。
多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新调查阿星与“砍手党”核心成员，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化解之道，找寻更明晰的注脚。
狱中阿星﹙闭文星﹚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梅州监狱/供图/图）
进黑社会找“尊严”
阿星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一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那时，他有长长的头发，笑笑的眼神，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向往。即使在监狱中监禁多年后，他仍能清晰地说出第一次到深圳的新鲜感：坐了一天的大巴，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他刚来深圳是2000年春节后，15岁。他到深圳公明的第一天，就被他的表哥言明显带出去玩。他的这个表哥，后来也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不久，他就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他的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那时，作为未成年人的阿星，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他冒用叔叔闭伟勋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块，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月。工资经常不够他花，有时就向打工的姐姐要钱去买衣服。
那时，他的父亲闭伟宝已经在新兴橡根厂打工8年了，妻子、女儿都已介绍进这家厂做工。这是一家广西人占80％以上的全球最大内衣辅料厂。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日常的社交主要局限在老乡之间，仅租住在马田的温江村人就有近两百人。整个马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他们就像把村子从广西农村搬了过来一样，在马田村，阿星不但能找到同一家族的叔伯婶嫂、表兄姐妹，也可以找到不少小学同学。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290个，640万人。
所以，阿星在那里并不缺玩伴。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五六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赵民显和阿星家同属温江村山岱屯，是阿星的堂叔。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有这位做“黑社会”的叔叔一年的钱多。阿星自认为一个月打工赚得钱，有时还没及表哥为叔叔看场一天拿到的小费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2000年春节，已经在深圳公明镇一带混出了名堂的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一时轰动了整个天等县。天等县是一个离中越边境只有数十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时，贫困人口还占全县一半以上，达24.2万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私家车。
现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赵民显，瘦小、健谈，容易动感情。想起十一年前“衣锦还乡”的那一刻，仍一脸自得。但转而他就自责起来：“这车也把大家都害了。”那时，温江村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在深圳“混黑社会”发家的。在赵民显的记忆里，小轿车开回农村后，不少亲戚与村人这样恳求他：“民显，帮我把孩子带出去。打工哪有你们赚钱。”但当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因抢劫被大规模抓捕后，村里人又认为是赵民显等人带坏了他们。
令村人艳羡的这辆蓝鸟车，是赵民显靠做偷抢勾当所得。但一开始，赵民显更像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年，赵民显16岁到深圳公明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12小时，拿不足500元一月的工资。那时赵民显最大的愿望，只是赚钱在老家盖房。
“像我们这种刚从农村出来的人，对生活的欲望、对钱的欲望，本来都是很小的。”赵民显回忆。温江村土地贫瘠、四环皆山，像赵民显这样的年轻人，赚钱谋生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挖矿，温江村很多人都死在了里面。或者去广东打工，“哪怕很苦很累也愿意”，赵民显这样描述刚到深圳时的心态。
8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失业者正是当时的收容制度的施虐对象。他被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到后来，他只敢睡在阳台上。如果有巡防队来敲门，他就从阳台上逃出去。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到温江村，因为家乡太穷，无以谋生。他对深圳有很复杂的感情，心之所恨的是“为什么我在家就没有人查，来这里就经常被抓”。但他仍觉得“这个城市太吸引人了”，站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里，赵民显生出的感慨是“哪怕你没有钱，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觉自己很快乐”。
后来，他和遭际相似的同村妻舅兼表兄杨成康一起，在深圳成了流民。他们开始只是小偷小摸，有时连碗和锅都偷。到了1998年，开始跟一名广西老乡学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到1999年，他们结识了深圳燕川治安队长的钟哥（后被判刑），人生从此真正转折。赵民显、杨成康开始通过钟哥认识马田附近的各路治安队“老大”。自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会被收容了。若有老乡被收容，赵民显只要给治安队的人打一个电话，人就放出来了。
赵民显和杨成康也显得慷慨，老乡失业、没有钱，只要有求于他们的，他们就会出手相助。他们的出租屋客厅常常因收留老乡而睡满五六人。
回想这段时光，狱中的杨成康说：“以前我和赵民显打工、失业时，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老乡们，也因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地位。”
深圳公明镇由温江村帮派控制的一家长途车站。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用血债交换“富贵”
也是在2000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暂时告别了“打打杀杀”的日子。车站需要人手，投奔他们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时髦。
这家车站实际上就是松岗城区附近一块不足两千平方米的空地，至今仍像一个临时停车场。经常被政府整治，又悄然开张。平时就稀稀拉拉停着三五辆发往广西南宁、崇左、玉林等地的长途车，几名蔫不拉几的拉客仔在附近晃悠。
但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车站，却是灰色社会中的一块肥肉。每年邻近春运时，在正规车站买不到车票的广西打工者们，都喜欢来这里乘车，这里的空地上常常会停满三四十辆车。控制了车站的帮派，每天可以有将近十万元的保护费收入。
这是杨成康、赵民显最早发现的“肥肉”。
1999年以前，这家自发演化出来的“长途车站”还是一片混乱，各长途汽车竞相拉客。赵民显与杨成康说服天等县籍的司机，动用暴力把其它的长途车赶出车站。垄断后，票价涨了一倍。深圳到广西天等县的车票涨到150元，又把春运时期的同类票价涨到300元－500元。他们再从每部长途车票款中收取至少30％以上的保护费。看场的温江村青年每人每天可以收到100元的小费。
这种保护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血酬”，关键时候要敢于拿命来搏。车站“利润”见涨后，在松岗的湖南帮也想分一杯羹，派出几百人过来砸场。赵民显与杨成康立即开上两部面包车，二十人每人一支雷鸣登枪，一到车站就朝几百“湖南帮”轰过去，对方倾刻间鸟兽散。狱中的杨成康忆起这一幕，还有点得意。
车站当时的“核心团队”就三个人，性格沉稳的杨成康多谋善断，垄断车站的谋划主要靠他。个性火爆的赵民显则经常拿着枪去出头，他们的表弟许国定忠心耿耿地随时听命。外围看场的则是二三十名温江村青年，车站有事时，他们可以立即动员在深圳打工的几百名温江村人和上映乡人前往助威。
其实，在控制车站之前，杨成康与赵民显很少碰过枪支。但有了车站后，他们为了在帮派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就购买了一批枪支武装同伙。他们最常用的是雷鸣登枪，也有仿六四式手枪。由于温江村离越南近，他们有时也从越南购买对越战争时残留下来的军用手枪，“虽然很旧，但杀伤力很强”。杨成康后来被判的罪名中，就有一项是“非法买卖枪支罪”。
温江村人原本在天等县以打群架剽悍闻名，有了枪后，就气焰更甚。脾气火爆的赵民显火气一上来，就用枪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娘。
赵民显与杨成康还借着已形成的势力，在温江村人聚居的深圳公明镇马田村、合水口村摆老虎机、开赌场，有时日进万金。他们也一度对马田村一带的煤气站、桶装水的进出收取保取费，渐有称霸一方的气候。他们俩除了拿这些钱还掉家里欠下的几万元债，就是带着一群马仔吃喝玩乐，一天花几千上万元也习以为常。阿星的表哥言明显，有时也会带着阿星一起去玩，这是令这个受尽12小时打工生活折磨的打工少年最着迷的一刻。
2002年，阿星17岁，开始厌倦打工。但父亲闭伟宝要求他“一定要进厂，不然就别进屋”。阿星就出走了，他和表哥言明显混在了一起。他跟着表哥去车场、赌场等处看场。在那一年，他还为几名老乡的抢劫望风，他们叫人搭车过来，拿刀逼走出租车司机，然后拿车去卖，一辆车有时甚至只卖几百元。阿星在狱中回忆，那时他并没有参与抢劫。但他对抢劫“习惯了”，“你们抢你们的，不关我的事。被抢的只要是不认识的就行，不认识的比较好下手”。
那时，阿星记住了在温江村年轻人中颇为流传的黑色民谣：“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还有美女抱着睡。”
但车站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另一个天等老板也看上了这个车站，他花了三十万元雇用了一伙“黑社会”。
2002年5月18日，正在深圳松岗吃早餐的杨成康和另一名温江村随从被四五个人绑上一部丰田车，随后左右手大拇指被砍残，脚筋被砍断。狱中的杨成康，至今走路仍是一拐一瘸的。
杨成康准备待养好伤后再去寻仇。但赵民显认为，这仇如果不马上报复，就无法在江湖立足，车站的控制权也可能很快旁落。所以，他天天雷鸣登、手枪不离身，嚷着要报仇。
他并不知道对手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陷阱。2002年6月25日，暗战的另一方向公明镇楼村派出所报警，称有劫匪藏身在出租屋，警察遂包围了赵民显的住处，准备用电锯破门后冲入。
赵民显对准门口举起了雷鸣登手枪，他的老婆杨梅秋，也就是杨成康的妹妹，死死地抱住他不让开枪。但赵民显所想的是，要是被抓了，辛苦挣来的车站就没了，他不甘心，无法忍受已经到手的东西忽然消失，最终扣动了扳机。
警察何兆德及治安员陈永光被霰弹擦伤。
他扛起妻子杨梅秋就外跑。那时，妻子已经怀了五六个月的身孕。
冲到楼下，他看到旁边的店门里猛然探出一个头，以为是警察，就一枪打去。霰弹穿过铁门，击中的其实是店里的打工青年李振平。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湖南来深圳打工才不足一周。他最后活了下来，但至今还有五粒铅弹无法从身上取出。
抢劫竟成了“风俗”？
赵民显逃脱了，直到2003年2月才被捉拿归案，并被判无期徒刑。此时，杨成康还躺在医院养伤。
他们彻底失去了对车站的控制权，但被车站培养起来的犯罪病毒，却从此像潘多拉魔盒那样被打开了。
2003年，曾最早带赵民显出来打工的堂兄赵民山，也已经从打工者变成了抢劫者。而曾陪着杨成康从车站帮派争夺战中死里逃生的另一个表弟张振武，已与赵民山结伙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在东莞黄江，用枪顶住一个中年司机的头，然后把他的丰田车给抢了。结果发现车上有警官证，原来这是东莞公安局黄江分局一名指导员的车。
尚在养伤的杨成康知道这下坏事了，就叫他们把车卖掉。但杨成康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仍开着这部抢来的车四处招摇。几天后，警方通过小车内置的GPS跟踪系统逮捕了他们。
和警察发生枪战也成了温江劫帮的家常便饭。
赵民显与杨成康最忠诚的表弟许国定，在2003年再难找到江湖大哥，就与同村人结伙抢劫。
那时，已离家出走半年多的阿星，正和许国定租住在合水口村一间破落的瓦房，这个城中村就在马田村的马路对面，而许国定是阿星的小学同学。在阿星的记忆里，许国定等人持枪去抢时，他也会在旁观战，“砍人、死人的事，那时都看多了。”阿星回忆。
在阿星的记忆里，同村人许国定身材瘦小，家境极贫，15岁时就辍学去挖矿，差点死在矿里。在深圳等地打工时经常失业，被收容时，腿上曾被管教插上过几双筷子。
成了劫匪后，他在阿星印象里“讲义气”，“腰上总别着两支雷鸣登枪”。2003年5月的一天，许国定开着车回到出租屋，和阿星说，他被警察跟上了，被打了一枪，子弹打在了方向盘上。那时阿星正在煮稀饭，许国定喝完稀饭后，带上两支枪就出去了。到晚上，阿星被告知，许国定死在了合水口村附近的公明广场，车上都是和警察发生枪战时留下的弹孔。
“这一年给我影响太大，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事。”阿星回忆，但他不愿解释具体影响指什么。在他日益深陷这张黑色的老乡之网时，父亲闭伟宝“无论如何不让我再玩了”，他要求阿星脱离在深圳的老乡网络。2003年6月，阿星带着弟弟阿海去汕头的亲戚那里学织带技术。
但阿星耐不住寂寞。到了2004年，仍悄悄从汕头往深圳跑，他喜欢和年龄相仿的老乡们泡在一起。
这一年，深圳关外的宝安区，包括当时的公明镇，由于外来人口管理失控，治安成为深圳最差。广东省公安厅从其它城市调动大批警力前去维持治安。
就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发生了。
温江村的19名年轻人在抢劫时，在公明镇马田村天桥上把打工者余富兵的右手砍了下来，只是为了抢他的手机。一名被抓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告诉警察：“我们整个村的年轻人都是来广东抢劫的。”这名年轻人叫许国亮，是许国定的堂弟，也是阿星的朋友。
这激怒了舆论，也激怒了警察。四五十名温江村籍抢劫者在半年内先后被捕。
但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减弱抢劫犯罪对温江村青年的诱惑，相反它像风俗般影响了更多人加入其中。赵民显解释了村里年轻人的选择逻辑：“我们这个村太穷，又没文化没技术，只靠种田、打工会穷死。去挖矿又可能被压死。挖矿也是死，抢劫也是死，那宁可去抢劫。”
随着警方连续几年的打击，“温江村的年轻人大半已经被抓。”温江村的一名村干部介绍，此村的抢劫风也渐弱。但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抢风仍炽。该乡的另一个村庄连加村抢风犹甚。在2005年－2010年间，连加村也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受刑事处理，其中被击毙两人，至今在服刑的尚有近五十人。
连加村小学校长黎荣慢，曾劝正热衷于抢劫的堂弟不要再干了。结果，堂弟反驳他：“大哥，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么。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深圳，我去抢，你来帮我数钱。数一个星期，那时我不让你干，你就可能会恨我了。”他的堂弟不久后被捕，2010年才刑满释放。
阿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理解：“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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