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长大以后的梦想吧。”
“去很多的地方，看很多的风景，听很多的故事。”答完母亲的问题，我便低着头自顾自地继续在画纸上描着，颜料横七竖八地铺满了一桌，有的干瘪有的饱满，画笔浸泡在红色的小桶里，旁边是块脏乱的抹布，用来擦拭湿淋淋的笔。
那个时候外公尚健在，还是家小学的校长。但听长辈说外公家位于市中心的两层茶楼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被查封关闭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尽管我费尽脑细胞，也难以想象出来那个时代生存的不易，或许是因为我不在现场的缘故。接着外公的父母接连病逝，外公便辗转到了一所偏僻的小学担任校长。记忆中的他总是少言寡语，时常一个人呆坐着翻看报纸，然后便是两眼呆滞地走神。
但那时外公总会将我的画当作宝贝一般压在枕头下，凡有客人造访，便取出宣扬开来。其实那幅画上，只是很简单的水粉涂鸦，一群小孩围坐在一棵大树上聊得喜笑颜开。“说说，他们在聊什么！”“不告诉你。”“说！”“他们在说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那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去很多地方玩，吃很多的好东西。”“书不念了么，只知道吃喝玩乐。”“那就多读点书咯，校长，遵命！”
至于外婆，就只能从旁人的只言片语以及家里为数不多的黑白照片里一点一点拼凑了。照片里的外婆浓眉大眼，略显清瘦干练，自然卷的头发更衬出她的美与大方；姨妈说外婆在世的时候是工会主席，能言善辩，时常帮助街坊领居，解决各种家庭纠纷矛盾。难怪待我渐渐长大之时走在路上，偶尔遇见我并不相识的人，他们也会在旁议论着这是谁谁谁的外孙女，然后微微一笑，那笑容温暖且动人。不过外婆在我出世之前便已病逝多年，无缘相见。唯一留给我的，恐怕就是她曾经真心帮助了不少人。
那一年我七岁，辗转从广西云南成都回到重庆。汽车刚驶入山城的时候，我背着书包斜躺在座椅上，望着上下江城，桥边上的楼房火树银花，对岸江火似流萤。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捕捉到了或许有一天，我会背上行囊离开，而那种感觉在那一刻强烈地翻滚涌动着，挥之不去，令我此时回忆起来依旧鲜活如初。
后来外公与母亲相继病逝，我便在父亲与姨妈的照顾下走过人人必经的叛逆期，安全登陆，奔向了根正苗红的高中与大学。有衣可穿有饭可食有书可念，一切尚好。
直到一天，我作为交换学生去了美国，不知为何灵魂仿佛在某个际遇被狠狠从体内从五脏六腑里掏出，摇曳在半空不得着落。赤裸裸地，它漫无目的地漂浮着。
我想，我已经用了三年的时间，但是还是无法找到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自由与责任。有时候，安静下来或者闲适下来的片刻，才回过头来体会个中的滋味。而这些都是好的，因为至少可以让我更加清醒。
那年初二，拿了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但是现在连很多基本的物理常识都抛诸脑后；那年中考，语文134，全区第一，但只知道“这段话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这样写增强了语势产生了共鸣”诸如此类云云；那年高考，数学138，但至于真正的思维学习方法，一概不知。后来当了学生会干部，宣传部部长，不理社会浸泡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吃喝玩乐。
因为中考的缘故不再画画，同样也因为高考的缘故只看《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其实很小的时候，梦想当一名画家，但现在连漫画书的顺序也看不懂；或者当一名作家，但现在才不盖世貌不惊人的一介女流凭甚执笔惊叫。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成长的残酷在于它有时候会让你怀疑做人最基本的东西。比如从小大人们就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要宽容、要真诚、不要去伤害别人，坚持自己的梦想。以前，我们总是生活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所谓的象牙塔吧。但当我们真正走出去开始生活的时候，才发现世界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都以为可以用心的管理好我们的世界，但经历过后才发现，在生命面前我们都太渺小太渺小了。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无能为力的。我懂，人在特定的阶段都会有特定的奋斗目标。我们现在的所有困难，都是为了去实现一种人生价值。但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呢？我不愿意很简单地将它固定在房子车子或者什么什么上面。
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同学在人人网上写到在美国的日子也许会彻彻底底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或许对于我而言，这段在美国的日子似乎倒是更加坚定了一些从未被自己承认或者追求的观念。尽管很多时候，在这个丛林法则的美国，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很轻松，甚至可以到达物质上的追求。但方式一旦过火，这无疑会使内心充满不安与良心的谴责。一切世俗的成功或者物质上的餍足，或多或少要以精神独立的丧失作为代价。生命是短暂的，人生不应该自我封闭。
在美国的时候，兴许肆无忌惮的聊天，跳舞释放了被压抑的心情，但更多的是一份感动。
失意怅惘之时会在空旷的操场或者原野纵情尖叫，如狼嚎，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原始冲动。Dance Party上Alex转过身抓住我喊“Jing, this is so great!”时眼里所流露出的狂喜和激动，Presentation干得非常漂亮时Mat逐一与我们击掌相庆时眼里所包含的洒脱与释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孩，跟着节奏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比如后仰，眼眸里丝毫没有因为腿脚不便无法跳舞所带来的自卑或者低落。法国人带着天生的热情奔放气质，临别时落落大方的贴面礼，眼睛里满溢出来的是全无文化隔阂的友好。
走在路上的时候，同行的一个中年男子问family用中文怎么说，我说“jia ting”，他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遍，略微点了点头。然而，生活的平淡，家庭的和睦，已经不再是当下成功的标准了。
那段癫狂的时光里，每天都会大量的信息抛在你眼前，容不得你停住脚步思考。新的环境，新的朋友，新的思维方式。How do you think of China?(你眼里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同一个问题，答案千奇百怪。孟加拉人认为中国人都很有钱，可能像对他们来说是这样，我是说作为整体，那是必然的。墨西哥人称赞中国十年内会是世界第一，我说单看GDP，那也是有可能的，至于隐藏的含义，背后的代价，那就不得而知了。阿根廷人乐呵呵地不停描绘当年她去香港游西藏时的所见所闻，可惜对内地一片茫然。台湾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即台湾，中国是中国。
有些东西，尤其是思想层面的，单凭简单的沟通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才需要中国人更多地走出去，外国人更多地走进来。而多种声音，不同的文化在一起交织，是有意义并且可以带来进步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些时光美好得无以复加。但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反复循环出现，类似催眠的同时，人也是会僵化的。
是的，跳出原有的圈子看生活。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当你不断地接触不同的人种：脸平扁而宽大颧骨明显突出的黄色人种，唇厚面凸上颚明显突出的黑色人种以及肤色浅淡头发柔软鼻子高而狭的白色人种，穿梭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与不同的思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你的心较之以往会更加开阔包容，观点会愈发中道理性，人也会在深度挖掘自己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对过往进行追问。这是一场思想的革新，是一条同向自我认识的道路，漫长而艰巨。
热爱自由，可是自由到底是什么？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作任何带有欢乐和痛苦的反应。它是一种无选择的意识，不可预知，不能系统化的，无法纳入社会道德的框架，与政治无关，不属于任何“主义”。
坚信真理，可是真理从何而得？朋友说探寻的过程会迷失，那就迷失吧，不迷失怎么会发现自己，另辟蹊径也许是解决的办法。毕竟知识不是靠传授得来的，是自己领悟而得。认清事实，从若有所得到若有所思，最后是若有所悟。
追求美好，可是什么是美的？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就一定是美的么？美的一定要在习俗，个人习惯以及社会准则上实践么？
于是，我想到了间隔年想到了间隔年。这一次，并非心血来潮。我的初衷不是为了逃避，逃避责任，逃避学习，逃避生活，逃避whatever。
关于间隔年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在其他国家以做义工的方式生活。“经历过间隔年的学生思想会更加开阔，素质和修养更高，而更重要的是，透过间隔年，学生可以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知道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这有利于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适合从事什么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次纯粹的旅行，而是一场生活。在我看来，其实念再多的研究学院，也不能够提高你处理困境的能力，也不能够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换心的效果，至少对于生活对于成长能够有更透彻的理解。也许，很多人心中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悸动，但是最终还是说，以后等有时间了再去吧。其实，没时间，学业忙，经济拮据都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当我们25岁时会因为工作的刚刚起步而推迟，当我们28岁时，会因为爱情因为家庭而难以抽身，当我们30岁以后也会因为长时间浸泡在生活里而变得麻木变得不愿意去改变了。于是，一辈子仅有一次的间隔年便失之交臂。
有时候，在新闻报道中看到80后90后，往往便跟“垮掉的一代”扯上了关系。我倒觉得完全没办法相比，虽然我就是一个89年出生的标准介于80后与90后之间。其实“垮掉的一代”最初指的是活跃于五十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他们曾经以最便宜的方式穿过欧亚大陆到达亚洲的印度或斯里兰卡。精神上的驱动力便促使了嬉皮士之旅，他们或是“认识自我”、或是“寻找精神家园”，或是“与他人交流”。而我们这一“垮掉的一代”，可能垮下的是裤裆。物质丰富如许，信仰却依旧缺失。
是的，我出生于1989年，徘徊游移在印有“迷茫一代”的80后与盖有“脑残一代”的90后之间。但我对那句“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心有余悸。
假使回望社会，文革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断层或多或少对现在的信仰缺失有所影响，加之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现在的中国可以看作“术不优，道不明”的状态。
术而不优，在于利益集团的无序斗争、政治经济体制的混乱和社会管理与保障的落后等，它表现为“宜粗不宜细”的各种粗放型政策，缺乏监管制约而难以撼动的权力以及资源的垄断导致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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