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2-4-25 1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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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562 天 [LV.9]以坛为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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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100年前，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港可能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兴起与结束，还有此后茫茫的悲伤都从此发端。
海边挤满了旅客和送行的人群，行李搬运工、海关人员还有小贩夹杂其中，叫喊声、笑谈声与鸣笛声不绝于耳，它们的共同背景都是身后那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
随着登船的人流，八个中国人的身影闪烁其中。
他们，来自哪里，为何登船，又去纽约何为？
他们，是否也与同行的2223名乘客一样满心欢喜，充满期待？
1912年春，中国万里之外，他们的命运是否一样幸运或者不幸？
1
手握编号1601、价值56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一张三等舱船票，中国人Fang Lang和他的七名同伴挨个走上舷梯。
他们进入位于巨轮下层甲板的三等舱，这里几乎是通往上层甲板的唯一入口，有铁门把守。往下几级台阶，就完全进入三等舱世界，左手交际大厅，右手吸烟室，再往里走是乘客们的舱位。
与两千余名乘客同时登船的还有空前丰盛的物资——7万5千磅鲜肉、4万只鸡蛋、40吨土豆、1500加仑牛奶；1万5千瓶啤酒、8000支雪茄、2万9千只玻璃器皿；7500条毛毯、3万6千条毛巾、1万5千只枕头……
在中国人所在的船舱上方，是一个极其奢华的世界：游泳池、健身房、壁球室，甚至土耳其浴室随时恭候尊贵客人的到来；至于那些喜好安静的乘客，管弦乐队几乎整天都在休息室、餐厅、交际大厅演奏轻柔的乐曲。
这艘巨轮的身上汇集着令人咋舌的数字：耗资7500万英镑，长260米，宽28米，排水量更是达到了规模空前的66000吨，从龙骨到四个大烟囱的顶端相当于11层楼……报纸称它是“海上凡尔赛宫”，无疑，它几乎达到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中物质与精神的极致。
然而，已延续十多年的世界黄金时代也造就了巨大的社会断裂。泰坦尼克号奢华的背后，也是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仅仅有钱，是无法购买到一等舱船票的。能坐进一等舱的几乎都是名流贵胄；商人、教师等只被允许购买二等舱船票；而三等舱，则几乎塞满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期望能被带往纽约彼岸。
多年后，有国外媒体质疑，Fang Lang这八个中国人只买了一张船票，是否是偷渡客？
事实上，多人合用一张船票的情况在泰坦尼克号上十分普遍。56英镑的船票平摊到八个人身上，每个人的实际支出超过7英镑，而三等舱船票本是从3镑至8镑不等。不过购买“集体票”暗示他们是一个小团体。其中，掏钱的人可能是“领队”，至少他具备“写出”众同伴名字的文化水平。
中午11点，船上一号烟囱喷出了白色蒸汽，29台锅炉中的25台依次点火。12点整，同样巨大的缆绳被逐一割断，这艘号称“世界工业史奇迹”的豪华客轮缓缓驶离港口。
日后有人描述船开时的情形，人们兴奋地跑进船舱里、甲板上，每个他们可以抵达的地方，感受着巨轮身上每个无与伦比的细节。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八个中国人此刻是坐是卧，是在船舱聊天还是发呆，或是三两一起走上甲板看看海景。也许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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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一往无前，三等舱里的这八个中国人究竟姓甚名谁？
在买票时，泰坦尼克号的老板——白星公司一一曾记录下乘客的姓名，但长久以来，对这几个中国人名字的英文拼法争议不断。大体上他们的名字可以被写为：Fang Lang、Lee Bing、Ali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Lee和Len Lam。
2012年3月21日，本刊特约记者前往纽约曼哈顿岛上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上下求索后，一些泛黄、变薄变脆的纽约南区最高法院档案纸最终展现在面前，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中文签名。
“钟捷”（Chang Chip）、“李炳”（Lee Bing）、“炳新”（被写作Yong Long）、Choong Foo（签名以两个“+”代替），这四份现存档案上的签字都是繁体，不算工整，但都一笔一划足见认真，甚至可以感觉到一丝当年异国签名时的小心翼翼。
档案信息进一步揭示了他们的一些个人信息：李炳：男、32岁（约1880年生）、中国人，出生地香港；Ali Lam：男、37岁（约1875年生）、中国人；Fang Lang（被写作Tang lang）、男、32岁（约1880年生）、中国人等。
这八个中国人都是男性，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都来自香港，中国人。在详细收集泰坦尼克号数据及史实的权威论坛“泰坦尼克号大百科”上，显示他们的职业都是轮船上的锅炉工（fireman）。
“1912年前后，香港海员基本来自广东、宁波等沿海城市，因战乱和压迫逃往香港求生。当时没有中国轮船，所以他们都给外国轮船做事。”
2012年2月23日，香港海员工会副主席黄国健接受本刊采访时，勾勒着百年前香港海员的剪影，“中国人在船上都是低级海员，主要是烧火、烧煤、加油、扫地板等，工资只有外国海员的五分之一。”
而这几个中国人所从事的锅炉工则是船上最低贱的工种。“整天为锅炉加煤烧火，住在锅炉房的煤堆旁，没有降温设备，舱内温度一般在华氏140度以上。一般每天要工作14、15小时。”黄国健说。
更多的华工资料显示，这些香港海员很可能被卖作了“猪仔”。为了“赎身”，他们一般要付出1至3年的无偿劳动，整日游走在全球大洋的轮船上。
从小渔村到世界各大港口，从内陆到海外，1840年之后，香港海面上各色国旗的邮轮越来越多，来港海员人数成百上千倍猛增。
日后，有信息源称八人中的Fang Lang最早来自海南。虽然无法核实，但据海南志史显示，1902至1911年间，海南连年缺乏粮食，许多人被迫前往国外谋生，比如海南文昌一带，出洋的人中不少就做起了海员。
3
1912年4月12日中午1点30分，经停爱尔兰皇后镇（现为科夫）港口后，泰坦尼克号向更开阔深远的北大西洋驶去。此时，与八个人中国人同在船上的共有一等舱乘客338人、二等舱乘客279人、三等舱乘客704人及船员908人。
这八个中国人都受雇于唐纳森船运公司。按计划，抵达纽约后，他们将搭上经停纽约的Annetta号轮船，继续做工。不过作为谋生艰辛的海员，他们应该选择更为经济的旅行方式，为何要坐泰坦尼克呢？
答案在英国劳工。
这年3月起，英国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提高工资。有资料称，此后三个月，英国没有一个矿工下井。这次罢工还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如果说1911年铁路工人大罢工显示了英国工人的‘新精神’的话，那么煤矿工人的罢工简直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时代。”
英国矿工罢工，煤炭奇缺，以致众多邮轮停航。可以设想，这八个中国劳工在南开普敦辗转购票时的紧张与无奈。也不知道他们眼见与己类似的劳工在异国罢工游行，又可能会心生何种感想。当时媒体报道说，泰坦尼克号决定不再推迟启航，它几乎“搜刮”了港口其余邮轮的所有煤炭，坚定起锚。
此刻，中国，清帝溥仪刚刚宣布退位，近300年大清国一朝消逝，民国共和五色旗飞扬。虽然后事未卜，但这无疑是另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当然，对中国人来说，“无产阶级”和“全球化”显然都还是新名词，但这几个人的命运已经裹挟进了时代的洪流，随着北大西洋的海水上下涤荡。
4
船长詹姆斯•史密斯发出命令，25节，全速前进！
相比于浩渺的大洋，泰坦尼克号实在太过渺小，不过，也是个五彩缤纷的大世界。
与钟捷他们一起住在三等舱的，主要是来自爱尔兰、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地的移民。统计数据显示，船上10%的一等舱乘客及高达80%的二等舱、三等舱乘客是外国人。对此，东家白星公司早有预计，他们早早打出广告：在迈向新生活的旅途中，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最舒适的享受。
事实上，对不少三等舱乘客来说，这里的条件甚至比他们家的条件都优越：舒适的弹簧床垫上整齐地摆放着枕头、毯子；虽然空间略显狭窄，房间里还是尽量配备了洗漱池、小衣柜、船头取暖器等，有些铺位甚至还有舷窗；餐厅里，食物虽然简单，品种倒也丰富，从桂格燕麦片、牛奶到熏鲱鱼、牛排，都可以选择。非要挑剔的话，整个三等舱只有两个澡盆，一个男用，一个女用。不过，这也不是因为白星公司吝啬——当时，穷人经常洗澡被认为是引发肺病的重要原因。
已近午夜时分，北大西洋上空，繁星闪烁。苍穹下，泰坦尼克号数百个窗户里都透出温暖的鹅黄色灯光。
三等舱里，玛格丽特•德瓦尼正在削土豆。这个19岁女孩是第一次出远门。她便打算出去透透气。穿起外套，她爬上通往甲板的楼梯，到最后几级时，她忽然感到一阵异常的摇晃。
就在几分钟前，瞭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发现远处有“两张桌子大小”的一片阴影，并随着船只的前行越来越大。当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他大喊着：“正前方有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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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逐渐倾斜成了一个角度。甲板上，人们越聚越多，惊恐、怀疑、慌张也在汇聚升温。人们能说服自己吗？泰坦尼克号会沉吗？！
救生艇一一降了下来。
在船员亚历山大•詹姆斯的帮助下，大约35名妇女陆续登上了13号救生艇。八位中国中的Choong Foo也爬上了这条船。日后，另一名船员弗雷德里克•雷在美国参议院的问询中证实，他确实看到一个“日本人（模样的人）”。
随后，二等舱乘客劳伦斯•比斯利慌慌张张来到了13号救生艇附近。船上有人向他喊道“附近还有没有妇女？”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比斯利被邀请上船。劳伦斯也注意到了船上的Choong Foo，由于船上还有其他几名男性乘客，被妇女及孩子包围的Choong Foo并不扎眼。
刚九周大的婴儿米莉维娜•迪恩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被抱上船的。畏缩在毛毯里的她是这场海难中最年幼的幸存者。到了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时，她已经成了船上最后一名幸存者。
1点40分，泰坦尼克号发射了最后一枚求救火箭，闪耀的火光划过夜空。与此同时，13号救生艇被放到海里。船上，几乎没有人来得及收拾行李，或为了御寒多穿件外套，Choong Foo也是。
海面上到处都是旅客的物品。生活总是一个混杂着各色事物的袋子，旅者的行囊也充满着主人的密码。事后，Choong Foo曾向美国南区最高法院提交过一份财产损失申报单，本刊记者看到的这份原始英文档案进一步勾勒着这些通常在船底劳作的国人身影：
毯子两条：2镑10先令；
内衣五套：1先令；
袜子半打：6先令；
衬衫三件：9先令；
现金：3镑……
Choong Foo的13件单薄的出海行李，共价值19镑15便士。本刊记者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查找到了另外三份这样的由中国人填写的申报清单，依然清贫。
2点10分左右，所有20艘救生艇都被投入海中。这时，巨轮上的29台大型锅炉纷纷脱离底座，相互冲撞，从船头撕裂的大洞中一一落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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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梦幻之船”的最后时刻。
Choong Foo、李炳、Chang Chip、Ling Hee和Ali Lam五个人，各自在救生艇上眼睁睁看着泰坦尼克号在自己面前倾斜成了一个诡异的陡峭角度。船上传出了人们临死前最为凄然的惊叫，不断有人落入海水中，砸起几朵水花，扑腾几下后，就再没了声息。
也许，惊魂未定之中，这几个救生艇上的海员从未奢望过还能有同伴幸存。可就在白天，他们八个人还睡在同一个船舱。虽然有点挤，但比他们之前住过的任何船舱都要“豪华”，更别说的暗无天日的锅炉工工作。
突然，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船尾阴森森地耸立在海面上。大概两三下爆炸声后，2点20分，泰坦尼克号真的沉没了。
叫喊声、破碎声四起，尸体、大小残骸漂浮。又过了好一阵，海面再次恢复了平静。
14号救生艇的指挥官罗威打算回去救人，这也是当晚唯一一艘返回救人的船只。
“还有人吗？”罗威喊着，“还有人吗？”
一块门板或桌板上的人影进入了罗威的视线。那人脸朝下趴在木板上，一动不动。
“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1912年5月，发表在《半月刊》杂志上的《我怎样从泰坦尼克号沉没中获救》一文中，这艘船上的乘客夏洛特•科列告诉记者，“我们朝他大喊，但他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不知生死，罗威犹豫了。几分钟前，他们刚从海里拉上来一个美国人，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那人死了。罗威指挥调转船头——但最后一刻，他反悔了，又将船划了回来。
木板上的人正是八位中国人之一的Fang Lang。
罗威费劲地将Fang Lang拖上船，船上几个女人急忙围上来按摩他的胸口，另几个人则摩擦他早已冻僵的四肢。令人意外的是，刚才还奄奄一息的Fang Lang竟然睁开了眼睛，嘴里还嘟嘟囔囔说了几句话。发现没人听得懂后，他又伸了伸腿，舒展了一下胳膊，“几乎在五分钟之内，就恢复了体力”。
Fang Lang随即还赢得了整艘船上乘客的敬重——当他发觉身边一个船员因劳累过度快要晕倒时，便接过了他手中的船桨，用力划起船来。“他看上去像个英雄！”“天哪！”指挥官罗威喃喃自语，“我为我之前说的那些话而感到羞愧。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救他上来。”
YouTube上有一段名为《水中救援》的视频，32秒，点击超过19万次，这是电影《泰坦尼克号》的被删节片段之一。画面中，一名穿白色救生衣的男子，长辫子湿嗒嗒地甩在脖子上。他操着广东地方口音，朝着向他划来的救生艇费力喊道“在这里，在这里”——显然这不是编剧的杜撰，而是对Fang Lang亲历的演绎。
此时，海面上只剩下船桨划动水面的声响。原先泰坦尼克号所在的位置，现在彻底成了一个破损的阴森黑洞。幸存的船员后来说，“这真是个风平浪静的夜晚，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宁静的北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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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救生艇上，Lee Bin、Chang Chip、Ling Hee,和Ali Lam还惊魂未定。就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船员默多克和王尔德在阻止骚乱时，发现他们躲在了救生艇船底。
同一艘船上的弗兰克•金史密斯太太在接受英国贸易部质询时说：“指挥官不敢开枪，怕伤到其他妇女。”就这样，她们用这种不太光彩的方式逃生了。
美国媒体以甚为惊讶的口吻报道了这几名携三等舱船票幸存的中国乘客。1912年4月17日，美国对华协会特别理事亨利•福特试图为这几个中国人的行为辩解，他告诉《纽约时报》：“在中国，救人的顺利以男人为先、儿童次之、妇女最后。这是因为在中国，男人的地位很高，孩子失去亲人可以找人领养，女人没了丈夫则注定潦倒一生”。
国内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报道大多翻译自外电。4月17日，《申报》刊发了一条只有42个字的译电，称泰坦尼克号沉没，但船上妇女悉数获救。此后，《申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消息。到了4月22日，《申报》提到了船上的这几个中国人，称他们都躲在船底，后被人发现，甚至有两个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压烂而毙”。
中外媒体报道无外乎直指这几个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尤其在对比了西方男性们在性命攸关之时，依旧奉行“女士优先”的准则，这几个中国人又藏又躲的行为更是让人愤慨。但后来更多的中国人发问，如果换作我自己又会如何呢？
8
4月15日凌晨2点40分，Carpathia号在接到泰坦尼克号求救信号后，赶到事故现场。它从救生艇上救起了705名幸存者，驶往纽约。
船没了，阶层依然。在纽约港，一等舱、二等舱乘客迅速在移民局官员的协助下办完了入境手续。而三等舱乘客则继续坐船到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埃利斯岛与自由女神像所在的自由岛相邻，当时是美国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
到了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下船了，只剩下最后幸存的六个中国人。
当时有媒体报道，这几个人与上船的移民官发生了冲突，虽然现在没有资料直接证实为何争执，但媒体紧接着说，由于当时美国实行排华法案（1882年生效，1943年废止），这几个中国人只能在Carpathia号上，接受纽约专门的督查的问询。
他们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Fang Lang等人被直接带到Annetta号上，船直接调头返回大西洋，向南驶往古巴。
2012年3月21日上午，本刊特约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报损清单的签字时间是1913年3月。适时，排华法案尚未废止，他们又如何回来的呢？
再往后，有没有任何有关这六位生还者可核实的信息了。
9
不过传说多了起来。
“泰坦尼克号大百科”论坛上，研究者戴维•戈汀斯贴出了一段话，援引别人的说法，在一份名为《剑桥报道》的报纸上提到过一个叫Lee Bing的中国人，在当地经营一家餐馆。“剑桥”位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剑桥报道》在2003年被一家大公司收购，网站也随之关闭。报道中提及的Lee Bing就是在泰坦尼克号事故中幸存的Lee Bing吗？
2004年5月28日，似乎出现了“转机”。
一个名叫Tom K. Fong的人在“泰坦尼克号大百科”上跟帖说，“关于你们多次提及的Fang Lang，我想，他正是我的父亲（后纠正为祖父，可能是儿子代父亲发帖）。”
Tom称，祖父从未亲口对家里人提过海难的事。直到最近，几个亲戚来他们家走动，一个年纪很大的叔公才说，他们的祖父和1912年的著名海难有关。亲戚还带来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的下方用中文潦草地签着祖父的中文名字，用英文翻译过来应该就是Fang Lang！
6月5日，Tom再度发帖，称他的祖父是海南人，在1913年至1920年间被卖作“猪仔”。而祖父的真实姓名应该是Fong Sum。他猜测可能是广东地方口音的关系，在官方文件上名字被拼作了Fang Lang。
Tom最后留下了一句“会带来更多消息”，下线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论坛里。 如今，Tom的账号已经注销，本刊记者采访了与他在论坛里有过对话的几名国外研究者，他们也没有任何关于关Tom的消息。
Tom说的是真的吗？他还想告诉大家的更多东西又是什么呢？他们后来都好吗？
（本刊特约记者孟妍，本刊记者薛田、王莹莹对本文亦有贡献；并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黄秋韵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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