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影院】《归途列车》——中国民工泪洒归家路

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以春运为出发点，选了一对离家在外打工的中年夫妇作为农民工代表，讲述了他们在春运期间的归家之难，同时记录下了追踪拍摄的三年期间，他们所面对的生活起落，由此揭示了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该片上映后获得广大好评，也捧回了很多奖项。不过由于“发行渠道和观影习惯”的问题，该片未在国内公映。


图为《归途列车》中的张琴。17岁的张琴对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很反抗



《归途列车》的导演范立欣


百度百科（国内媒体解读）：

　《归途列车》 以在中国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为主题，范立欣的长篇纪录片《归途列车》跟随张昌华一家三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呈现农民工的悲苦、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范立欣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都市的繁华，其实都是建立在农民工的牺牲之上。他说：“农民工是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他们为了照顾家庭远离家乡，到异地打工，将孩子留在老家给父母照顾。长年聚少离多，造成他们与孩子之间的情感隔阂。一年一度他们跋山涉水只求在春节时能与家人团聚，这返家的火车，就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家庭甘苦的写照。”

　　曾经跟着张昌华一家三口受困在2008年雪灾的广州火车站，范立欣不仅与他们建立起家人般的感情，这部影片也带领他自己搭上了回车中国的“归途列车”。2006年移民加拿大的范立欣，三个月后即随着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纪录片《沿江而上》到中国进行拍摄。完成《沿》片后，他便开始了《归途列车》的拍摄，以城市青年的背景融入农民工的世界，最后甚至已成为家中的一份子。

　　范立欣的加拿大籍制片人曾对张家人接纳他的程度感到不可思议。范立欣表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一旦接受你，就真的把你当作自己人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显示在他身为纪录片导演的角色上，他说：“影片中有一幕张家父女大打出手，我当时迟疑了好几秒，到底我是该坚守纪录片导演身份不介入自然发生的事件，还是我应该去拉开他们呢？我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冲进去拉开他们。这是我做为中国人的道德感不能不做的一件事。”


　　范立欣的《归途列车》显示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然而即便在民生富裕的发达国家如荷兰，快乐也不见得是件唾手可及之事。著名荷兰纪录片导演Michiel van Erp的 “Fear＂ （Angst，恐惧）呈现了六位饱受恐惧症困扰的阿姆斯特丹居民，他们虽然不必像农民工那样离乡背井求生，却受困于自身的恐惧中，有的不敢出家门一步，有的觉得自己遍体肮脏、一天洗七次澡。Michiel van Erp 表示，这些人的恐惧症突如其来，一旦生根之后就无法治愈，药物与心理治疗对其病况之改善帮助相当有限，他说：“虽然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我相信影片中描述的情况也可以在其他大都市发生。媒体造成的恐慌、现代生活对‘成功’典范的过度强调，给了人们莫大的压力。”

　　Michiel van Erp希望以这部影片能引发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也希望唤起各界对日渐普遍的都市病“恐惧症”的重视，然而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认为他的真正使命在于表现人性的坚韧、面对困境的勇气，他说：“这些人或许永远不会康复，但他们面对恐惧的决心值得我们借鉴！”



纽约时报的解读

在平平淡淡却又令人震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中，拥挤不堪的火车上，挤满了中国农民工，他们一路疲惫地奔波在这一年一次的归家过春节途中。一位头发整齐光亮的小伙子破口大骂西方国家，不快地抱怨道，那些购买他所制造的廉价中国物品的美国消费者拿着更高的薪水，把大部分薪水花在可有可无的东西上，而制造那些物品的他，却要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贴补家用。

拍摄、剪辑和导演这部纪录片的范立欣，本来可以选择追踪拍摄这名代表着新中国年轻不安分一代的小伙子。但他的镜头却转向了一对静静坐着的中年夫妇，张昌华和陈素琴。他们每年都要坐车回家看望十几年前被留守家中的孩子。这对夫妇是中国将近1.3亿民工中常被忽视的一代人，他们牺牲了自己最富有生产力的岁月，可能还牺牲了家庭的团聚，为飞速迈向全球经济大国的中国服务。

“看到这些不幸，我很多次落泪。设想下你坐在那火车上，几百名外来工围着我们，周围又脏又臭，每个人都想挺过去，只是为了看看孩子。” 坐在洛杉矶亚太电影节接待室里的范立欣说道。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赢得赞赏的《归途列车》于今年五月份在亚太电影节上放映。
范立欣和其他三名队员从2006年起开始记录工业变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范和他们一起断断续续地相处了三年。

张昌华和陈素琴离开四川的乡村来到世界上最大的牛仔裤生产地广州工作（四川是范立欣的老家，也是中国劳动力输出量最大的省份）。纪录片在他们所在的工厂和贫困的家乡之间切换。在厂里，他们每周工作七天；在家乡，留守家中的小儿子和十几岁大的女儿则由年老疲惫却又任劳任怨的外婆抚养，他们只回去看望。

现年33岁的范立欣身材瘦长，高兴地把自己流利的英文归因于“和华裔美国女友的争吵”。在这纪录片中，范立欣从社会学家的角度去理解把握对像这对夫妇一样的工人造成影响的生活变迁。在农村，由于缺乏农业补助金，加之农业用地被征用改为城市建设之用，农业生产遭到削弱。而在城市，跟不上变化的户口登记制度不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和社保服务，这造成明显的阶层分化，同时也对素来联系紧密的中国家庭造成了无法抵挡的伤害。

片子中，在混乱的火车站，沮丧地等待着的人群一窝蜂而上，带着警棍的警察难以控制场面，这一组镜头突出了上述的种种变迁，也表现出对内部战争越来越强烈的恐惧。范立欣小心翼翼地说道：“政府没有很好地记录处理这些不满，因此内部战争可能很可怕。在做这部片子时，我很难说清楚这该把矛头指向谁？指向政府？指向工厂老板和公司？指向西方社会？我没有权利给出答案，但我想为观众提出这个问题。”

范立欣几乎没有遭到官方方面的严重反对，也许是因为他善于适应环境，也许是因为大部分涉及国家的话题都藏在了这部个人纪录片之下。这部片子将于9月3日在格林威治村的IFC中心上映。

为取得张昌华夫妇的信任，范立欣和他的队友跟他们一起在广州的宿舍里吃饭，教他们如何使用常带在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在等着拍摄他们下夜班的情景的过程中，躺在他们缝好的堆成一堆的温暖牛仔裤上睡觉。“所以片中在搭乘第一趟火车之后的那15分钟，我们已经相识一年了。”范立欣说。

“陈姐跟我曾跟我说他们每个月工作29天，每天连续工作15个小时。宿舍就在厂对面，只要一分钟，就能从缝纫机走到床边了。他们每个月就是重复这样的事，缝衣服、睡觉、缝衣服、睡觉。”

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家里见到了17岁的女儿张琴，她满腹怨气，反抗父母要她考出好成绩的压力。在父母眼里，女儿学习好了，才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在某一刻，不断激化的矛盾最终爆发了，使范立欣犹豫要不要干预进去。他说，“孩子们想得到更多关爱，而父母却从不在身边。父母认为教育是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我们把这叫作是跳龙门。但是张琴叛逆、独立又聪明，她走她自己的路。”

不过，范立欣相信，中国家庭还不会瓦解。“在内心深处，我们仍然是非常以家为重的。等张琴长大点，她会明白的。”
他笑着补充道，“我仍然每隔一天打一次电话给我妈。”

如果范立欣是属于受西方自由思想熏陶、精通网络的新一代电影制作人的话，那他在精神、学术和电影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则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范立欣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和电影放映师，他是看着外国电影长大的。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打破传统，离家前往北京，而后放弃了在中央电视台那份享有声望的工作（“我妈以为我疯了”），移民到加拿大，随后在2007年反响很好的纪录片《沿江而上》中担任录音师和协作制片人。《沿江而上》讲的是三峡工程建筑中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立欣不是来自受外国影响的文化中心。他来自较偏远的地区，这令他很特别。”蒙特利尔制片公司EyesteelFilm总裁丹尼尔•克洛斯（Daniel Cross）说道。EyesteelFilm制片公司出品了《沿江而上》，同时和拥有北美电视播放权的美国独立电视公司ITVS一同制作了《归途列车》。

范立欣说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他对美与丑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受到贾樟柯导演的“史诗作品”影响。贾在2004年拍摄的故事片《世界》讲述了一对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他们在仿造世界著名旅游景点而建的主题公园（即广东深圳市的世界之窗——译注）工作。

范立欣说，“在贾的片子中，我看到许多中国哲学。”他还说想要把在《归途列车》中赚到的钱用来投资下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中国的绿色能源项目的。该项目计划在戈壁沙漠的丝绸之路上由国家出资建造的风力发电厂。

“我将到那里拍摄，还有到一个偏远的山里学校拍摄。那里是道教的发源地，学校招收农民的孩子，教他们太极和武术。道教讲的是阴和阳，即保持人类的欲望和自然的赐予之间的平衡。”范立欣说道。

评：由于“发行渠道和观影习惯”的问题，该片未在国内公映。这样的言论自由让我已经麻木。认真的阅读你可以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也来自这样的一个群体，虽说好像已经脱离，但是血肉中仍然拉扯着，我是来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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